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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关于当代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凌解放）及其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帝王系列”的专题研究。 二月河是新时期崛起的一位创作成就巨大的历史小说作家，他所创作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帝王系列”:《康熙大帝》（四卷）、《雍正皇帝》（三卷）、《乾隆皇帝》（六卷）共计近六百万字的作品，在海内外拥有较广大的读者群。但也不可否认学术界至今对二月河及其“帝王系列”的研究仍然处于零度状态的事实。本文正是以此为起点，对二月河及其“帝王系列”进行宏观研究的。 “绪论”是从整体上把握二月河“帝王系列”的创作特征。文章认为，二月河是新时期历史小说作家中最具个性化的一位，这主要表现在他继承了历来历史小说以“正史”资料为创作来源的历史小说创作方法，在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绘和塑造上严格按照“历史的真实”创作，又不为正史资料所拘囿，在非重要事件和非重要人物上勇于进行大胆的艺术创造;更主要的是，作者更加注意对作品历史文化氛围的营造，比如他对封建社会中险恶人际关系的精细描绘，和对这些关系的复杂性所包含实质的挖掘等，都使作品的文化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如他对传统文学表现方式和手法的借鉴与运用，以及作品中对清代特定历史氛围的营造等，都是二月河“帝王系列”的独具特征。文章认为，之所以二月河“帝王系列”在整体上出现如此特征，是与作者本人源于传统又背离传统，以人（读者）为本的“平民化”创作倾向和创作观念分不开的。这种创作追求直接导致了“帝王系列”雅俗共赏品格的出现。“帝王系列”这种“平民化”创作风格在新时期历史小说创作中是有其独特价值的。文章最后认为，二月河“帝王系列”出现这种创作风格的又一原因，是与作者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历史与艺术的关系，雅与俗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分不开的。 论文第一章“‘文坛怪杰’二月河”，是对二月河个人的生平创作情况，“帝王系列”的文化生成，以及二月河的“红学”研究对其“帝王系列”的产生和创作风格的影响所作的整体评价和史迹钩沉。文章从多个侧面论述了二月河及其“帝王系列”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二月河“帝王系列”在新时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除了作者个人的不懈努力外，还与当时社会上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历史文化氛围浓郁的小环境紧密相联。文章认为，自幼严格的家教和作者个人狂放不羁的个性培养了二月河坚韧的毅力，而作者日后单调的军旅生涯又为他知识的积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是二月河及其“帝王系列”产生的主要历史背景。文章在论及二月河的“红学”研究时认为，二月河当年的“红学”研究不仅使作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为二月河今后的历史小说创作做了清史资料上的准备。从而在整体上揭示了二月河见怪不怪的真实面目。 论文第二章“诗与历史的困惑与选择”是对二月河“帝王系列”审美特征所作的专题研究。长期以来历史小说创作和理论界就有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历史小说创作中“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问题。就此文章认为，任何强调一方，否定或忽视另一方的做法都是片面的，都会造成历史小说审美标准的混乱，这对历史小说创作是不利的，对认识和评价二月河“帝王系列”也是不利的。文章认为，二月河“帝王系列”之所以能成为新时期众多历史小说中颇有个性的作品之一，就在于作者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问题，而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作者的“平民情结”，以及他对读者审美趣味的迎合，使作品在审美特征上又显示出“通俗性”的特征。文章最后认为，从文学发展史看，真正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恰恰是雅俗共赏的作品。因而，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二月河“帝王系列”，就必须消除约定俗成的关于历史小说的“雅/俗”二元对立模式的影响，用全新的观念来重新认识二月河“帝王系列”，因为这是新时期历史小说创作中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 论文第三章“倾斜的道德与思想天平”是对二月河“帝王系列”的思想和文化内涵所作的专题讨论。文章认为，二月河是一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在对传统与现代的态度上，二月河向前者倾斜。正是由于这一点，二月河在其“帝王系列”中，从多个侧面表现了他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他开放的历史观。这首先表现在对康雍乾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认识上，二月河“帝王系列”放弃了长期以来所谓的“民族正统论”观念，对康雍乾一百三十多年的“盛世”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绘和刻画;而在封建官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上，作者则从批判的目的出发，从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和险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对封建社会人际关系间的勾心斗角行为的揭露，也显示出了作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而在最能表现作品清初时代历史风貌方面，作者则充分运用自己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在环境、语言、历史知识等多个方面刻意为作品营造出浓郁的清代历史氛围，从而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具有较大的包容性。 总之，二月河是当代一位有实力，也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历史小说作家，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作品除了在艺术上追求一种雅俗共赏的阅读效果外，在作品思想内容的表现上，作者也尽可能地从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深处，去揭示这种文化类型残忍和残酷的一面。这就使得作品在文化内涵上显得尤为地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