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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发展与土地利用息息相关,要提高城镇化质量必须以重视土地利用生态效益为准则。我国现阶段正处于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城镇化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因此,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时空特征以及耦合协调状态,对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云南省是一个典型的山区省份,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其新型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然而,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速,对资源环境产生了更大的压力,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污染和环境破坏等问题。因此,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提高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是云南省的必然选择。本研究以云南省16个州(市)的2009-2014年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基础资料,通过因子分析法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城乡统筹发展五个维度选取23个指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土地利用生态条件、土地利用生态压力和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三个维度选取16个指标构建了土地利用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客观性较强的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运用加权求和测算了云南省16个州(市)2009-2014年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土地利用生态效益,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主要影响因子,运用耦合模型研究了2009-2014年间云南省各州(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耦合协调程度。研究结果显示:(1)2009-2014年间,昆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排在云南省首位,其次依次是玉溪市、曲靖市、红河州、西双版纳州、楚雄州、德宏州、大理州、迪庆州、丽江市、普洱市、保山市、文山州、临沧市、昭通市和怒江州;总体来看,云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呈自中部向四周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略微下降的趋势,其他州(市)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城乡统筹发展成为影响各州(市)2009-2014年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首要障碍层,而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乡人均社会消费零售额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私人车辆数、城镇居民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总零售的比重、每万人拥有图书册数、城乡就业人口比、城区人口密度等指标是云南省2009-2014年间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主要影响因子。从时间上来看,2009-2014年间,临沧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年际变化相对于其他州(市)最为剧烈,而昆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年际变化相对于其他州(市)较为和缓;从空间上来看,2009-2014年间,云南省16个州(市)之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变异系数呈逐渐降低的特征,说明各州(市)之间的差异逐年变小呈收敛状态,其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的差异。(2)2009-2014年间,云南省迪庆州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最高,其次依次是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昭通市、昆明市、临沧市、普洱市、玉溪市、楚雄州、曲靖市、文山州、保山市和红河州;整体来看,云南省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呈自西北向东南递减的趋势;其中大理州、昭通市、西双版纳州和玉溪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呈略微下降的趋势,其他州(市)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土地利用生态压力和生态环境保护是云南省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主要障碍层,而万元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元产值工业废气排放量、万元产值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单位面积城区城市污水排放量、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人均水资源量、湿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人均造林面积等指标是云南省2009-2014年间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主要影响因子。从时间上来看,2009-2014年间,玉溪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年际变化相对于其他州(市)最为剧烈,而普洱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年际变化相对于其他州(市)较为和缓;从空间上来看,2009-2014年间,云南省各州(市)间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变异性呈逐年增大趋势,且其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的差异。(3)2009-2014年间,云南省各州(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耦合性处于颉颃阶段,其中滇西南的普洱市其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耦合度最高,而滇中地区的昆明市其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耦合度最低;各州(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的的协调性评价主要处于失调状态。研究认为,云南省宜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创建城镇体系网络,促进地区间交流,同时注意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提高非农产业gdp的比重,加大对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农民收入,促进gdp的增长等方面来推动城镇化发展,尤其注意推动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提高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减少三废污染的排放、提高湿地面积比例、增加人均造林面积、控制城市污水的排放、保护水资源并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