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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以光辉灿烂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根植于本民族土壤孕育而成的中国古代文学，在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伟大的民族文学传统，成为中国文学成长的根基。然而，自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步渗透，古代文化在不同层面上遭受质疑，古代文学也受到苛刻的批判和有意无意的破坏。有人认为此刻文学传统链条中断，出现断代局面。其实不然，古代文学传统以其深厚的根基构成新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连士升即是在中西交错、古今杂糅、鱼龙混杂的现代文学状况下，在新旧文学更替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优秀文人。连士升侨居新加坡，是新华文坛上著名的文人和学者。他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福安县的一个书香世家，特殊的家庭环境令他与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不解之缘。连士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接纳和吸收以其人生阅历为主线发展开来。他自觉汲取书本营养，接受古人影响，在不同层面上渐进变化，将文学底蕴、道德情操、生活体验等因素逐步磨合相融，从古文功底奠定时期，至文学创作启蒙时期，再到内涵修养历练时期，直至古代文学知识实践时期，古代文学素养在时间的催磨下日臻成熟。在以凝聚民族特色的传统因素影响下，连士升的著作古今兼容、中西并蓄，将民族传统与现代性要求相结合，开显中国文学创作的异域特色。
连士升的中国古代文学素养在他的生平创作中皆有体现。他熟读经史子集，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在执笔为文时，多引经据典。在古为今用原则下，连士升引古证今、以简释繁，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表露自己的情感。从引古证今方面看，连士升有感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他将这份传统智慧展现于文本中，并以此为标准品评人物、探索治学之路。连士升运用中国古代文学对英雄形象、文人形象的一贯评价体系品评人物，彰显中国古代文学所富有的哲理与思辨色彩。他总结归纳古人对读书方法及治学态度的见解，并向社会大众逐渐扩散开来，以古为教。从以简释繁方面看，连士升有感于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简洁精炼，“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将古代文学中的语句、故事情节引至文本中，匠心独具。连士升对古代的名篇熟读精思，在创作中诗词歌赋信手拈来，或以诗词命题，或以诗词释物，将渊博的学识注入作品中，使得文本读来意蕴醇厚，颇具美感。古代文学作品立意深刻，其情节蕴含了人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特定历史内容的品评感悟，折射出独特的时代精神和艺术魅力。连士升在创作中将满腹的古文故事与自己的生活阅历巧妙结合起来，从不同角度借用古代文学内容，托古言今，使得作品生动有趣，古意浓郁。
连士升作品注重传统文学实用性体验，积极发挥文章干预现实的社会作用，以“文以载道”显示文章的社会教化功能，运用“不平则鸣”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连士升自小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注重对“忠恕”和“中庸”的阐释，通过对和谐思想的诉求、对己言语的自律，呼吁“忠恕”精神的回归。通过对“物极必反”、“执两用中”道理的解说，以简而易懂的形式向世人表明恪守“中庸”之道的重要性。连士升传承“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点，直指生活误区，端正行为观念，任重道远。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促使文人学者对“不平则鸣”理论有不同程度的演绎。连士升的“不平则鸣”说亦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融入批判精神长河。连士升对“不平则鸣”理论的实践多体现在“小我”与“大我”两方面。传统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模式铸就了连士升眷恋故土的情感指向，他以文字为依托，表达这份难以割舍的家国之恋，这份情感愈酿愈浓，喷薄而出，形成为己抒怀的“小我”之鸣。其为民请命的“大我”之鸣主要表现在反对战争、鞭挞统治者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荒淫无度的无耻行径，批评指摘南洋社会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