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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成本和宽松的环境规制约束承接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逐渐成为制造业大国。然而,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国家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加强,环境监管也愈发严格,随着环境规制带来合规成本的增加,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替代的现象频现。如何合理推进环境规制,在保障生态环境基础上实现制造业升级,是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面临的重大课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保障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体现,企业能源利用效率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来源,努力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是保证制造业升级的根本。本研究在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体系逐渐完善与环境规制强监管强度趋紧的背景下,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企业能源利用效率作为衡量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若干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效果及微观机制。本研究为规范和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方向,进而为实现“绿色、创新、开放、协调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提供新的思路,对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研究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环境规制发展现状,分别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企业能源利用效率三个视角阐述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特征事实。分别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生态环保部企业环保调查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等微观企业数据库,运用倾向性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三重差分法（DDD）、固定效应回归、工具变量法、OLS回归、T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本研究共分为七章:第1章是引言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内容、可能的创新点等内容。第2章是文献综述,主要包括环境规制相关研究、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环境规制分别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能源利用效率关系研究。第3章是中国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发展特征事实,主要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能源利用效率三个视角出发,描述了“十一五”规划前后的制造业发展特征事实,为后文实证部分提供事实依据。第4章是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重点考察不同监管层级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以及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第5章是从企业全球价值链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重点考察区域-产业综合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第6章是从企业能源利用效率视角检验市场竞争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以及环境规制在市场竞争与制造业升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第7章是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与已有文献比较,本研究可能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造业升级衡量方法创新。本研究分别从企业生产效率、国际竞争力和绿色发展水平三个方面衡量制造业企业升级。相较以往研究对制造业产业升级构建的综合评价指标,该方法有效避免了指标权重赋值存在的主观性问题,且较清晰地揭示了制造业升级的企业异质性特征。相较衡量制造业企业升级使用的单一指标的选取,本研究的测算指标较为全面,尤其是弥补了现有文献关于企业绿色发展能力的测量。二是研究视角创新。现有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中,绝大多数从静态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忽视了政策实施的滞后效应,可能会低估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关于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文献中,往往忽视了市场机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对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企业能源效率表现有着深远影响。本研究从时间趋势上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并考察了市场竞争（看不见的手）与环境规制（看得见的手）共同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三是研究方法创新。在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时,首次利用《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这一自然实验,以重点监管企业为实验组量化环境规制,研究结论更可靠。一方面,本研究采用倍差法,避免了内生性偏误问题。另一方面,落实到微观企业的环境政策更具针对性,能够准确估计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四是环境规制政策考量的创新性。本研究将环境规制政策按监管等级划分为国家监管、省级监管和市级监管,首次探讨了环境政策的监管层级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差异,对既有文献形成有效补充。进一步,本研究将环境规制按区域、行业、区域-行业三个维度进行了量化,检验了三类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丰富了已有研究。五是作用机理创新。现有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主要从资源配置扭曲和技术进步、资本深化、生产成本和淘汰机制等视角进行检验,尚缺乏淘汰机制、创新补偿和市场激励等正面促进效应的综合考量,本研究从企业资源约束和成本加成两个角度进行解释,揭示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环境规制的监管层级越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负面影响越明显。从时间趋势来看,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先负向,后正向”的动态影响,即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型关系。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关联性弱的企业、大规模企业或差异化产品企业的短期负面影响相对有限,长期积极影响显著。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U”型动态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短期负向影响显著,长期积极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长短期影响均不明显。相对非用能密集型行业,环境规制对用能密集型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U”型影响较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影响企业资源约束程度和成本加成率渠道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区域-行业层面综合环境规制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而区域层面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行业层面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抑制作用,这一结果在使用不同衡量指标、剔除同期重大事件干扰、聚合到省份-行业层面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东部区域企业、非污染行业企业、价值链下游行业企业更为显著。最后,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进口强化和研发创新弱化是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抑制作用的两个可能渠道。第三,市场竞争对能源利用效率造成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影响显著为正,尤其对于出口型企业更为明显。政府补贴对市场竞争与能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负向调节效应,但对环境规制与能源利用效率呈显著正向调节。且环境规制在市场竞争与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关系中起到显著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竞争对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程度,对于竞争较为激烈的企业,环境规制可通过末端淘汰机制促进小企业整体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对于垄断型企业,环境规制这一政府外部政策可以强迫大型垄断企业采取进行节能减排措施,进而促进垄断性企业能源利用效率上升。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充分发挥环境规制“淘汰机制”、“创新补偿”和“市场激励”等对企业技术进步的积极效应;第二,加速绿色研发费用抵税和提高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技术创新的研发补贴力度等优惠政策,从源头上降低企业绿色生产的资源约束程度;第三,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地方官员考核多样化。在政府干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作用,只有配合市场机制作用才能有效激发节能潜力;第四,继续推进中间品关税减让,深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改革。企业可以利用中间品关税减免进口绿色高质量、低成本和多元化中间品及零部件,不仅有助于规避当地环境规制,还可促进企业新产品研发能力,从而助推其由低附加值加工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研发环节动态转移,最终实现出口企业的价值链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