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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对"精神"概念的历史性考察,其文化生命的内核呈现为对"神-圣-性"的追求,中国文化和非中国文化分别贡献了"精神"的"圣性"元素和"神性"元素。哲学研究的终极"对象"是包含一切的"全体",对"全体"的沉思才是最彻底的思考;当个人或个体穷尽全部精神力量并合道理地去探究"全体"时,由于人的有限性,它将向个人显现出"绝对不可被思议"和"可以被思议"两种状态,前者转化成"神",后者提升为"形上本原"。由此,"精神"与"哲学"的结合生成了 "精神哲学"的基本特质:以真实的个人对全体的不断理解、反思和体悟即精神活动为原动力,以神圣性为目的,努力寻求人之认识和行动进程的合道理性。道德与幸福之所以难以实现普遍必然的同一性,存在着四大根本原因:1、个人的精神没有上升至"全体"层面,继而没有在精神与全体的交互作用中,来界定道德概念和幸福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最普遍关联;2、对超验世界和先验世界的去魅,使神性、圣性和神圣性全部失落了;3、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导致"价值之善"与"事实之好"之间的区隔、对峙甚至冲突;4、没有从基于科学事实的、表层的生态世界观过渡到深层的生态价值观,仍然坚持以人类为绝对中心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对此,精神哲学的独特贡献在于:把"一"理解为经验的个体或共同体、超验的神和先验的形上本原,将"同一性"阐释为同于"一"性,相应地,"同一性"也具有"经验"、"超验"和"先验"三大类型;道德被阐述成全体的价值之善——至善(最好的好),幸福被阐明为全体的事实之好,由此德福的同一性难题转换为"善与好如何在全体层面获得一致性"。依据"一"和"同一性"的三大类型,生成了德福同一性的经验、超验和先验三大样态。通过个人精神的作用,经验性的"全体"显现为家庭、组织、国家、生命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家庭成员的德福统一于家庭伦理之中;组织成员之德福通过弱规则(规范)获得同一性,国家公民根据强规则(法律)实现自身的德福一致;敬畏生命和善待生命,使非人生命体的福祉得以实现,凭此人的道德性拓展到人之外;理解和保护自然的生态系统,使其处于最佳的平衡状态,既可以保障生物的福祉,又能为人的德福同一性提供最完备的经验条件。德福的经验同一性悬置或不承认超越维度,只具有局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对此,同一性的概念本性必然会要求更普遍的同一方式,但它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同一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超验的神。在超验信仰中,善恶必须由(独一)神来规定,人没有权利定义善恶和判定自身及其行为的善恶属性;无条件地信仰神、完全遵循神的诫命行事即是善,反之便是恶;神通过"终极审判"完满地实现了德福的一致性:一方面神能洞察人的全部动机和行为,另一方面人的自然生命死亡之后,其灵魂(灵性生命)必将在神面前接受最终的审判。神的戒律由神颁布,人的灵魂源于神之赋予——但人拥有自由意志,所以绝对地信靠神是达成德福之超验同一性的最终前提。然而,只期待神的拯救,心甘情愿地认受此岸世界的德福悖论,对不幸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德福的彼岸同一性将对有限之人生产生消极的影响,由此德福之间的同一性难题转变为"人如何根据其有限性而主动地创造德福的无限同一?"先验的"一"为经验事物的形上本原,它不像神那样可以完全超出经验世界同时又创造着经验事物,而是在经验事物之中成为其本质,但此本质只是形上本原之"末"、之"用",因为形上本原力图生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全体世界",由此形成的先验同一性为:即经验之有限而趋向全体之无限的同一过程。在先验领域里,道德是形上之善,幸福为形上之好,二者获得同一性的最优方案是:在两者之间创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因果联系。对此,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主干贡献了最为究极的思考和行动方案:儒家追求至善之道而生成价值性的全体,道家顺应"大道"而自然地呈现事实性的全体,佛教于价值之"善或恶"与事实之"好或坏"之间创立善恶业报规律;三者的结合才能使德福的先验同一性具有普遍必然性。由于"全体"(最少)必然包含经验层级、超验层级和先验层级,因此德福同一性的精神哲学形态必须由上述三大同一性样态融合而成,唯有如此,个人才能在任何条件下,运用自己的精神能力为二者建立起普遍必然的、神圣的和真实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