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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主体性是一对无法分离的叙事元素,正是现代性萌生了主体性,也正是主体性一手造就了现代性。然而,随着主体力量的日益强大,现代性愈发展现出自身的悖论性存在:一方面,现代性弘扬了主体自身的价值,将人从一切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另一方面,现代性也一手造就了主体性困境,伴随着现代性的来临,孤独与喧嚣成为主体生存状态的生动写照。在现代性带来的困境中,主体性在个体与群体两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矛盾性:个体主体性逐步表现出性格自恋与人格自囿的倾向,在物质崇拜与意义沦丧中其迷失了自我;群体主体性的价值开始淡化,功利谋划和交往异化成为主体交往时的表征,主体间的界限走向失衡,原本属于主体的自由一步步沦落。分析个中缘由我们将会发现,这种困境的发生与笛卡尔开创、黑格尔完成的内向性主体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内向性主体性不过是建立在形而上学主体性思维上的抽象发力。很多学者对这种主体性进行批判,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对传统理性主体性进行非理性改写的唯意志主义哲学,还是运用社会批判理论试图对主体性进行拯救的法兰克福学派,亦或是直接断言放逐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都未能实现对主体性的拯救。恰恰是以“实践”为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实现了对形而上学主体性的范式转换。其在面对主体性困境时所表现出的承认“主体性始终是生成的”、“主体性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和“主体性的生成是一种社会理想”的态度为我们保留主体性提供了信心;其在面对主体性困境时所表现出的“在实践中统一主客体”、“在实践中统一理性与非理性”和“在实践中建立理想主体性”的处理方式为我们建立主体性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正是基于上述态度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困境中满怀理想建立起了以“超越性”、“自为性”、“统一性”和“历史生成性”为基本特征的“类本质主体性”。这种“类本质主体性”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在理论上,其指向“反思性存在的批判主体性”、“精神性存在的信仰主体”和“社会性存在的交往主体”;在实践中,其以“自觉的认知主体”、“自为的实践主体”和“自由的价值主体”为价值指归。真、善、美在“类主体性”中得到统一,主体的自由在“类”中得到彰显。这种“类主体性”促成了理想的自由平民人格,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