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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实现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打好扶贫攻坚战，攻克贫困难题成为当前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中国数量庞大且脱贫难度较高的农村贫困人口不能忽视。 农村贫困的形成与延续包含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的原因。就经济基础而言，贫困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的文化交流、原住居民较低的人力资本状况巩固了长期落后的生产方式，资本缺乏与薄弱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地区与先发展地区间的分化；在上层建筑方面，我国不尽完善的扶贫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也使得扶贫资金投入不足，农村社会保障未能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持一致步伐。农村贫困人口呈现出数量依然较多、分布相对集中、贫困程度较为深重等严峻的发展态势。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由于其所在区域的生态地理环境无法满足当地居民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贫困农民原有居住地进行扶贫建设既不经济也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农民生产能力的提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因势而出。 易地扶贫搬迁，是政府在新时期实施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推进城镇化进程、实现消除贫困、生态恢复、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 一、本文立足于系统阐述贫困问题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根源——资本积累历史进程中的生产力发展不均衡与收入再分配系统功能缺失。通过梳理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演进，归纳出几种扶贫机制的作用机理，作为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并提供易地扶贫搬迁的运行逻辑。主要梳理了人口学角度的贫困成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贫困理论、福利经济学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收入均等化理论，福利补偿理论，能力与权力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收入水平陷阱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基于收入分配视角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收入分配不公、倒U型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反贫困政策作用机制的两大角度、六个方面：经济基础角度（人力资本的提升；国家主导下的大推进战略与经济赶超，加速物质资本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旨在提升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推动长期财富增长；上层建筑角度（公民权利保障收入再分配制度体系的完善；政府协调市场竞争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两级分化）旨在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对公民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形成有力保障和最终兜底。 二、基于上述扶贫机制，对我国近几十年来的反贫困政策、历程、模式包含的理论逻辑及其现实成效进行总结，并找到易地扶贫搬迁出台的理论与现实契合点。我国扶贫历程的历史演进表现为：以普遍贫困、绝对贫困为特点的早期贫困治理阶段，随着农村生产经营变革进行的农村尝试性扶贫阶段，国家设立部门进行的区域性、针对性开展扶贫地区经济开发阶段，针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重点贫困地区的攻坚式扶贫阶段，为加快推进建成小康社会而实行的以村为目标，精确到户的精准式扶贫阶段。探索出与我国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乡村银行小额信贷”、“企业带产业”、“劳务输出”、“科技扶贫”、“乡村旅游”、“整村推进”和“异地开发”等七种主要扶贫模式。 三、集中考察易地扶贫搬迁的反贫困机制与矛盾困境。由于易地开发扶贫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对扶贫对象的居住地、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及风俗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因而需要首先明确适应于易地扶贫搬迁模式的区域的条件：原居住地缺乏生存和生产力进步的条件，就地不能或很难摆脱贫；原居住地开发脱贫成本远远高于迁出地。进而关注现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反贫困理论机制：主要是在政府引导下通过生产、生存空间置换，积累人力资本，促进物质资本形成；发展现代农工商业、普及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达成长期生产力培育的目标。根据易地扶贫搬迁的现实推进困难，分析出其实施过程中的核心矛盾：即资金需求量大，劳动力素质较低，政府、市场、农户在搬迁项目进行过程中的功能协调与配合问题。 四、结合四川易地扶贫典型案例，考察其扶贫绩效，并给予政策改进的空间。评价其是否做到了上文中扶贫机制发挥作用的几个方面，结合易地扶贫地区实际情况，比较易地扶贫搬迁是否比其他扶贫方案更彻底解决贫困根源性问题。对于易地扶贫搬迁中未切实解决的问题以及搬迁中新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式分析，据此提出政策改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