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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本着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对中国讲西方文化的目标，通过一系列优秀的创作和译作履行着一位文化使者的使命。 文化分析的引入为翻译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不仅扩大了翻译研究的空间，也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为更全面、更客观地考察研究对象开辟了新的渠道。研究林语堂这样一位具有特殊文化身份和双重文化选择的翻译家，从跨文化角度来观察和透视其翻译必然是客观全面地解读其翻译现象的合理而可行的途径和切入口。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从林语堂的文化选择入手，即通过对其由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构成的文化观的探析，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文化选择背后的根源。在跨文化的视角下进一步观察其汉英翻译，将林氏的文化观与其翻译通过互文性概念联系在一起，试着通过林语堂的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的矛盾统一的文化选择对其翻译现象进行解读和阐释，从不同角度分析其文化观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其翻译态度和翻译策略。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要研究林语堂的翻译，其翻译理论及主要的翻译观点是必要的基础和依据。因此，笔者对翻译理论及其价值与意义做了综合评述，并通过描述的方法对表现在其翻译作品中的翻译语言特点和翻译策略的特点作了总结和梳理。 其次，在东方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林语堂个人所处的主客观文化环境，探究林语堂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的矛盾统一的文化立场的形成根源;同时，通过互文性的视角结合林语堂的翻译和创作作品分析林语堂文化观中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具体表现。 本研究的重点是探讨林语堂的文化观与其汉英翻译的相互关系。笔者在互文性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林氏文化倾向的分析来阐释他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由此体现出来的翻译现象和特征。 通过本研究，笔者拟提出和证明以下要观点: 其一，林语堂在东西文化不平等的对话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双重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文化观体系中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的矛盾统一。 其二，因为林氏的文学创作大多以东方文化作为叙事的题材，其内容与汉语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其英文的创作语言大多以对汉语的翻译为基础。另外，林氏在英文创作中为真实再现汉语语言文化的原貌，会特意采用汉语式的英语(Chinglish)表达形式。针对于以上两种情况，林氏的部分英语创作语言可以被视为汉英翻译。 其三，由于文本与其他文本以及文本以外的社会知识和实践因素之间存在广义的互文关系，所以林语堂的文化取向与其英语创作以及翻译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互文关系。 其四，林语堂矛盾复杂的文化观影响了他对源语文本、翻译策略的选择;反之，表现在文本中的翻译现象也会折射出林氏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矛盾统一的文化立场。 本课题的创新之处是:首先，脱离了翻译人物个例研究的面面俱到的传统模式，由林语堂的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矛盾统一的文化观为切入点来观察和研究其翻译。这个视角不仅适应了当前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趋势，也为翻译人物和翻译流派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为更全面、更客观地解读林语堂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其次，笔者在近年来大量阅读林语堂的著作、译作以及相关的研究资料，期间收集整理了丰富的一手翻译素材，这些素材将在本研究中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同时也是本研究中论证的有力依据。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笔者独立收集的大量翻译实例分析构成了本研究的亮点之一。另外，在论述主题的过程中，该研究涉及到如东方主义、互文性等相关的理论和概念，笔者根据论证的需要对这些理论做了清晰的解释和灵活的运用，为更透彻地说明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理论的运用在丰富翻译研究的视角的同时也增强了论证的严谨性以及说服力。 本研究采用方法和思路是以理论分析为主要框架，以史料的整理为研究基础，以林语堂的翻译实例解读为研究的依据，顺着林氏文化观的主线，深入到其翻译当中，挖掘其翻译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 笔者在本研究第一章的绪论里首先分析了林语堂及其翻译研究的价值，并针对林语堂研究的发展与现状，阐明在该领域里还存在着进一步开拓的研究空间，在此基础上笔者进而论述了本研究的意义。在本章里，笔者还对论文中关键的理论之一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概括性介绍，并以此为参照，分析总结了林语堂的双重文化取向中的东方主义和东方文化情结的成因，为接下来的研究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由于包括翻译理论和翻译现象在内的译者的翻译概况能够为主题的论证提供充实的依据和参考，所以笔者在具体讨论林语堂的文化观与其翻译的关系之前在第二章里对林氏的汉英翻译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梳理。首先，针对林语堂的翻译理论，笔者从翻译标准、审美以及翻译心理、翻译单位等其他角度对林氏的翻译观点作了梳理。除了翻译理论，林氏的汉英翻译文本中表现出诸多典型的特点也颇引人注目。笔者对其归化与异化并用的翻译手段，以及其英译文本的种种翻译现象诸如汉语式英语、增译、漏译、省略、改译以及注释等等作了描述性的阐述。此外，笔者还在本章里对林氏的语言观和翻译语言的特点作了总结。以这些翻译现象的概括和整理为参考依据，笔者可以进一步对林氏的翻译做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译者的文化观与其翻译和创作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全面了解其文化观有助于客观地解读其翻译现象。在第三章里，笔者在互文性的视角下对林语堂文化观中的东西文化来源作了分析。林语堂的哲学观体系中，基督教代表西方哲学观念的成分，而以道家哲学、儒家伦理和佛教观为主的思想则代表了林氏的东方哲学。佛、儒、道这三种东方哲学在林语堂身上融合在一起，但是最终以道家思想的性灵闲适为主导，体现了林氏眼中的中国文化的灵魂。由于互文作用，这些宗教哲学观在林语堂的作品中都有相应的体现。笔者通过对主题、人物塑造等角度的分析，在林氏的作品找到了其宗教哲学观的具体体现。 此外，林氏双重的文化背景从客观和主观上决定了其女性观也同样兼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他既有东方传统文化中保守的女性思想，也带有西方崇尚女性自由开放的观念。通过互文性的分析，其作品中的女性在思想道德观念、品行举止以及审美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林氏相互矛盾又相互交融的女性观。 林氏的审美观与其哲学观一脉相承。首先，其审美观深受以道家为主的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提倡“性灵”，强调文学应以平实、本真、自然为审美之本。而同时，在林氏所处的时代，由于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身处西方文化的林语堂同时也深受克罗齐的表现说理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解读和发挥，将之用于文学和翻译的审美认识，这对于研究其翻译理论和翻译倾向都是重要的依据。尽管林氏的审美观同时受到东方哲学观和西方美学观的共同影响，但是这两种不同的来源实际上在林语堂的审美体系里相互契合，因而从根本上看并不矛盾。 本章对于林氏东西文化观来源的探析以及互文性分析，为从跨文化视角全面解读林语堂的翻译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第四章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笔者在本章通过东西文化的视角对林语堂的汉英翻译现象进行解读。首先，在源语文本的选择上，林语堂倾向于选择体现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宣扬性灵、闲适、知足常乐等主题的文本。这类文本一方面代表了林氏本人的哲学观，而另一方面更迎合了西方物质化世界里人们对神秘的东方哲学的精神需求和期待。此外，其他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题材的作品也在林氏源语文本的选择之列。概括来看，林语堂的翻译文本选择特点折射出了林氏的文化观的特点和他所面对的读者群的审美品味和文化期待。 其次，通过互文性的理论来观察林语堂的翻译现象，可以发现每一种策略的背后都有其文化观的影子。例如林氏以译文读者为中心，通过文化置换的翻译策略，尽力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期待而，表现了林语堂在翻译上的东方主义;而通过另一类翻译手段，如文化借用，林氏则极力在译文中维护源语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体现了林语堂不可磨灭的东方文化情结。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文化立场在林氏翻译策略的选择中交替作用，也因而表现出二者相互交融的特点。 在翻译的审美方面，包括韵文、模糊语言和修辞语言的翻译，林语堂针对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实际差异而采取的翻译措施也仍然折射出林氏在文化选择上东方文化情结和东方主义交互作用的特点。 本章通过互文性理论，将林语堂的文化观与其翻译联系起来，从文化角度对其复杂的翻译现象作了相对全面的阐释，同时也为合理解读其翻译提出了一条可行的思路。 笔者在第五章对本研究做了全面的总结和回顾。本研究在观点视角、研究方法和素材的收集方面具备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在研究范围和深度方面也明显存在可拓展的空间。总之，林语堂的翻译和创作为翻译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发掘，以便为林语堂的翻译研究乃至于翻译研究的整体带来新的思路、引发更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