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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证券市场下的IPO价格本身包含着诸多信息，提供给人们很多机会去研究公司IPO背后所隐含的内容。但是在中国，证券市场有着其特殊的制度背景和转型期经济的烙印。长期以来，公司IPO的价格制定受到证监会管制，被管制的定价使得人们无法清楚考察IPO公司的真实情况，同时，IPO价格制度背后的经济后果也很少被研究。纵观中国IPO发行定价制度，期间经历了发行定价管制、自由定价、再次发行定价管制，直至2009下半年开始的再次实行IPO自由定价。管制定价和自由定价交替出现的改革过程，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契机来考察公司IPO过程中的特点。由于1999年至2004年期间定价制度首次尝试改革，从市场化定价到管制定价的变化十分突出，引起了证券市场中一系列特殊现象。本文正是选取这一时期作为研究窗口，考察IPO公司的新股定价和盈余管理问题。
资本市场的基础作用在于传递信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增进。然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往往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无法发挥信息的引导作用。一般认为，作为内部人的公司管理层能较为准确的把握公司未来几年的成长性。那么，在IPO定价市场化情况下，拥有产品信息的双方交易者应该会给产品较为准确的定价，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应该体现在交易双方制定的IPO价格之中。而在新股发行定价管制期间，IPO公司发行价格和未来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消失了。根据股票定价模型，在发行价格市场化阶段，低市盈率对于未来低成长性公司的上市融资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低成长性的公司要想顺利IPO，就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与此同时，高成长性的公司其价格中已经可以充分体现出未来高成长性，可以获得一个高市盈率，因此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足。而在新股发行价格管制阶段，发行价格中不再包含未来成长性的信息，因此，成长性不同的两类公司在盈余管理的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别。
首先，本文比较了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阶段和新股发行定价管制阶段IPO公司未来成长性，未来成长性为公司上市后三年的销售增长率。本文研究发现，在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阶段，IPO公司的未来成长性较高，说明定价中包含了公司未来成长性信息，高成长性公司愿意在这时候选择上市。然而，在新股发行定价管制阶段，IPO公司的时候成长性逐渐下降，说明定价中不包含公司未来成长性信息。
然后，本文分别研究了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阶段和新股发行定价管制阶段IPO公司未来成长性对定价的影响。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将新股发行价格作为被解释变量，未来成长性作为解释变量，同时用控制变量对影响定价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通过对制度变化前后两个阶段分别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发现在定价市场化阶段，IPO价格能够体现出公司未来成长性；在定价管制阶段，IPO价格不能体现出公司未来成长性。
最后，本文分别研究了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阶段和新股发行定价管制阶段，未来成长性不同的公司IPO前盈余管理程度有何区别。为了研究盈余管理水平，我们利用新应计模型考察公司IPO前一年操纵性应计项目，并对不同制度下、不同成长性公司的操纵性应计项目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定价市场化阶段，低成长性公司比高成长性公司有显著的向上盈余管理，和本文预计的通过会计手段调高市盈率，弥补未来成长性不足给发行定价带来的不利影响一致；在定价管制阶段，低成长性公司和高成长性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区别，再次证明了此时未来成长性不能体现在新股定价中。
当然，由于学识所限，本文还有很多局限性，研究的层次、范围都有待于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