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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务农?在发达国家，务农与务工只是劳动力的就业职业选择。但在发展中国家，务农与务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一般的观念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都是被迫留在农业部门的，只要有可能，劳动力都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然而，现实是总有一部分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所以，我们还是要追问，是否有人主动务农?如果有，则其前提是什么?主动务农者又会给农业生产带来怎样的变化?本文以胡景北自耕农模型为基础，以农民不改变户籍身份在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就业选择为研究范围。在这一范围内，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明了如下假说：中国存在主动务农者；农业技术进步是主动务农者的存在前提；主动务农者造就了农业技术进步。
是否有人主动务农?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概念排除了劳动者被迫从事某种职业的可能性，当然也排除了被迫务农的可能性，即所有农民都是主动选择务农的。在发展经济学中，情形有所不同。刘易斯描述了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时经济发展的情形。在那里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也就是说愿意在现行工资水平上到工业就业的农业劳动者非常之多。“无限劳动供给”的意思也就是在现行工资水平上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在上述情形下，势必存在愿意到工业就业而留在农业的被迫务农者(假设没有失业，不在工业就业就在农业就业)。但在胡景北提出的另一种经济发展机制里，农民是自耕农，农民的收入会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而自动上升。工业为雇佣农业劳动力必须付出至少等于农业收入的工资，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收入和工人工资都是上升的，劳动供给曲线是上升的，理论上不再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因此，在其均衡状态，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是主动务农的。具体到中国的情形，面对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可以说所有农民都是被迫务农的。但当我们排除户籍因素只关注农民，考察农民在务农与务工之间的选择时，主动务农者可能存在。如果中国农村存在主动务农者，那么，中国经济至少表现出三个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使务农者绝对人数下降；农业工资的上升趋势；农业部门和农村工业部门的工资相等趋势。第四章的宏观数据计算结果表明，尽管乡村从业人员从1985年到2004年增加了1亿2千6百多万人，农业劳动力(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却几乎没有增加，其中1985和2004年的人数分别为30,352万人和30,596万人，而且这一数据极有可能被高估。农业劳动力年增幅极小，在许多年份为负值，从2000年始连续为负。与此相反，农业实际年工资从1985年的559.13元上升到2004年的978.71元，增加幅度达75﹪。比较农民务农和务工的年实际收入，我们发现务农者的农业实际年收入与农民工的实际年收入差距并不显著。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开始趋向自耕农模型的均衡状态。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准自耕农特征，以及令人鼓舞的经济发展趋势，我们将不能否认主动务农者的存在性。
即使中国有许多地方的务农者的务农行为可能是被迫的，浙江省上虞市农村的微观调查资料却在横向时点上表明主动务农者已在当地出现，第五章对此做了专门论述。根据主动务农者的定义，在某个时点上，一个农民的务农行为要是主动的，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其可以在工业部门找工作；二是其农业收入不低于甚至稍高于工业工资。浙江省上虞市在2004年共有企业10589家，其中规模以上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仅占25﹪，发达的民营经济成为吸纳农民工的重要渠道。当地农民己基本就业，在我们抽查的11家民营企业中已有10家雇佣外地农民工。另据我们对上虞市谢塘镇的推算，如果全镇劳动力全部就业，则务农者人数为5078人，与统计数据4751人非常接近。11家民营企业当地男女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分别为1318．18元和1080元。而根据我们对165户农户的入户调查，主动务农者和农民工的人数基本集中在5000-40000元工资段，10000-20000元工资段的人数比例最高。具体而言，主动务农者的年均收入为30766元，农民工的年均收入为18303元。通过主动务农者的务农心理调查，本文发现收入因素、个人兴趣以及人格尊重是其选择务农的前三个重要原因。上虞市的微观调查结果及其就业历史都表明，在一个土地制度是准自耕农并且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只要经济向前发展，主动务农者将在一定的经济阶段出现。
主动务农者的存在前提是什么?本文认为在自耕农模型的均衡状态存在主动务农者，但是其经济发展机制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食品压力必须由农业技术进步来解决，即农业技术进步是主动务农者的存在前提。本文利用一个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人口增长、农产品需求增加必然要求农业技术进步。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说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趋势。上虞市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与全国的情形相吻合。虽然全要素生产率的准确度量存在各种困难，但是在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的总体趋势上是有效的。研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原因即技术进步的内涵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但是定量分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各组成因素并对其做出评价是困难的，而且主动务农者的企业家精神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也很难用宏观数据定量分析，只能用微观调查说明。这就是本文接下来要论述第三个问题，也是本文的核心问题。主动务农者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农业技术进步从来不是自动发生的，农业部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必须借助于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和能力。尽管自耕农模型并没有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如何实现，也没有说明主动务农者的经济学意义，但是第三章的论述表明，主动务农者能够获得其努力的全部成果，不断上升的收入又能够逐渐满足其努力所需的投资，因此他具备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动机和能力。主动务农者自愿选择务农，管理自己经营的土地，引入带有不确定因素的新生产要素并承担生产结果，以新的生产方式经营农业，推动农业技术进步，所以主动务农者就是企业家。如果根据熊彼特的说法，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那么，主动务农者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农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由主动务农者为提高收入而不断增加的现代生产要素投入，是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基本形式之一。由于中国的城乡分割制度，出于维持土地保障功能的需求，即使是务工的农民也会保留自己的口粮田。这些消极务农型家庭里的农业劳动者一兼营农业的农民工和一般务农者不会是农业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农业收入很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更少。所以，尽管他们会有效配置已有的生产资源，但他们的务农目的使其很难有激励主动改变现状。而这部分农户家庭占据了农户家庭的绝大多数，根据谢塘镇政府提供的数字，粮油种植大户家庭仅占整个谢塘镇农户家庭总数的2﹪，根据微观调查，谢塘镇东前村的农业大户家庭(包括粮油种植大户、菜农、养殖大户等各种农业大户)占全村总户数的4．4﹪。但是农业技术进步确实发生了，农业经营方式确实在改变，新的农业方式只能是农业大户里的农业劳动者——主动务农者引入的。
在本文的微观调查范围内，农民面临的系统风险几乎是相同的。在同样的农业生产条件下，有些农民选择了务农，有些农民选择了务工。按照报酬均等原则，如果主动务农者的务农收入高于普通务工者，在流动没有障碍时，务工者(农民工)会重新选择务农。微观调查数据也显示，与通常认为的“老弱病残”在务农的观念相反，主动务农者完全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农民。他们的年龄集中在40-60岁，但是小于30岁和大于60岁的年龄段也有主动务农者，即主动务农者分布于各年龄层。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稍低于农民工，但是这与其平均年龄高于农民工导致的所处教育环境差异有关。尽管如此，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与农民工一样都集中在小学和初中。主动务农者的健康状况理想，甚至稍好于农民工。然而，第五章的检验结果表明主动务农者还是过少。本文调查发现，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小农经济中，农业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农业工资自然上升不足以使农民选择务农，成为主动务农者(以务农为职业)的农民具有普通农民工所不具备的人力资本特征(本文称之为企业家精神)。一般劳动力都可以成为普通农民工，但不一定能成为成功的农业经营者。主动务农者始终保持着对农业生产的激情，会主动找寻各种渠道获取各类农业相关信息，如施肥量和农药用量的把握、作物品种的时节调整(细微到天数和时辰)、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细微到口味)、农用机械的引入等等。一言概之，主动务农者会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收入，正是在他们竭尽所能增加收入的过程中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经营的细微差别使有些农民获利有些农民受损，适合务农的农民在经营过程中成为大户自愿留在农业部门，不适合务农的农民转移到工业部门。
第六章建立在明瑟(Mincer)模型基础上的计量方程回归结果表明农民是否为主动务农者对其收入有着显著影响。这验证了本文的观点：成为主动务农者(以务农为职业)所要求具有的人力资本特征比普通农民工严格，所以能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报酬。第六章的案例具体体现了主动务农者的企业家精神及其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本文前述内容为突出经济主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暂时未考虑政府的作用。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履行了提供公共品和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营环境的责任。第七章论述了政府在农业科研、农业技术推广以及进行农业改革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