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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是一个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鸦片战争后，“救亡图存”成了鲜明的时代主题。在外国人“送来的”和中国人“拿来的”种种资产阶级的“西学”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最大。进化论成为国人接受唯物史观的桥梁，中国早期唯物史观的传播者几乎都是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走向唯物史观的。因此，有必要对中国近代进化论的引进与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的关系进行探讨。 进化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印证和深化唯物史观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英国遭到质疑和在中国受到欢迎的鲜明对照说明，它合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也为接受进化论提供了土壤。 进化论引进中国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经过中国近代思想家改造和发挥的进化论代替了中国传统的“元气论”的自然观，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进行维新变法和社会革命的思想武器，但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和革命的失败也暴露出进化论思想的局限性。 中国近代思想家所阐述和发挥的进化论思想中包含着可以接纳唯物史观的因素，如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对革命必然性的探索、对社会理想的探索、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探索等等，因此，进化论为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吹响了前奏曲，为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做了思想准备。随着时代的变化，新的革命领导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急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指导，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等，均为进化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提供了条件。 转向唯物史观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又是学理上的传承和跃迁。李大钊、陈独秀等思想家是在对进化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早期的进化论思想中包含着唯物史观的萌芽、因素，这为他后来接受唯物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李大钊将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从生产力的、经济的原因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认识到了自然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区别;指出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他对中国革命实践的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对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进化论也影响了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把握。 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的历史观是进化史观，进化论对他理解和接受唯物史观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逐渐克服进化论的影响，积极宣传唯物史观。他在运用唯物史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时，得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的结论。他指出，中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介绍以及富有开创性的实践活动，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阐述。但是，进化论也成了陈独秀理解和传播唯物史观的思想障碍和阻力。 李大钊、陈独秀由于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差异等，使得他们在运用唯物史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时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尽管李大钊还没有完全摆脱进化论的影响，但他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精髓，能灵活运用唯物史观解决中国革命实践的问题;而陈独秀受进化论强调渐进、渐变思想的影响较深，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遥远的将来，从而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在开始时难免会出现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这也有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资料缺乏等客观原因。梳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第一次结合的经验和教训，这有助于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特征，有助于认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与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国度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焕发青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