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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不仅通过分析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揭示了科技进步和资本积累对促进工业化的重要作用，而且还通过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阐明了两大部类按比例发展和优先生产生产资料部门的增长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即增长）的前提条件。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同样论证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然而这些能用来解释发达国家增长问题的理论，却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不仅资本积累不足是导致不发达国家不能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而且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发达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和形成的结构、制度等问题，也是制约其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结构问题是一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反过来也能成为衡量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尺度。以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归纳出一些工业化演变的结构性特征。一般认为，工业化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早期阶段，农业的比重较高，而工业的比重较低;中期阶段，农业的优势地位逐步被工业取代，农业比重降低到20％以下，而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逐步上升;后期阶段，农业的比重降低到10％左右，工业的产值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服务业的比重保持稳定或继续上升。与产业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这些结构性特征对于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制度的差异不仅会造成个人努力程度上的不同，而且还造成技术进步方面的不同，从而会导致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以知识化、信息化为趋向的新增长现象，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纳入新古典函数，揭示了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在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了经济信息化、知识化发展的分析框架。 上述工业化、信息化的理论概述，为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和现实选择确立了一个基本参照. 建国初，按照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特殊性质和要求，并结合新中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确立了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基本任务，由此开始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统一关系的基本原理，即通过工业化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奠定物质技术基础;通过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全面解放生产力创造条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对矛盾看，工业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工业化本身就是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我国当时经济基础极为落后，实现工业化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从实践来看，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通过实施“一五”计划逐步确立起来的.“一五”时期，我们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成功经验，有计划、有重点地安排了重工业建设项目。这一时期，我国主要集中力量进行了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项目.其中，主要是重工业项目。 “一五”时期，通过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也加速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和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重工业的显著特征是资本高度密集，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有足够的资本支撑。然而，这与当时我国资本极度缺乏的国情正好相反.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当商品的需求大于供给时，其价格就会上涨.如果按市场机制调节短缺的经济资源，我国进行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各种资本要素的价格就会很高。这意味着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市场化成本将十分高昂，很可能由此中断刚刚开始的工业化进程。为了降低工业化的成本，我们实行了各种价格管制;为了尽快把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我们加速了“三大改造”的步伐，提前完成了改造任务;为了确保资本流向重工业建设项目，我们制定了集中统一的投资计划和统购统销的分配计划，等等。由此，我们逐步建立起了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通过“一五”计划展开的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不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而且还建成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和基础部门,为推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随着“一五”计划的结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赶超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发展的，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以国家指令性计划推动、追求速度偏好和抑农促工等。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这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效率大大降低。体制因素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由于体制环境的变化，我国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因此，在改革严放后，我们采取了渐进式过渡的方法，边实践边探索，经过“双轨”运行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建国初我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是在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之后逐渐形成的，那么，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转换则是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逐渐转换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运行体制的变化，我国工业化进程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即逐步由单纯靠指令性计划推动的工业化转向以国家为主导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逐步由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平衡发展转向以农、轻、重平衡发展的工业化等。其中，结构性调整是这一时期工业化发展的一个总体特征。 回顾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从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化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显著，其主要表现是工业经济发展基本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 目前，我国工业化已处于中期阶段。按照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在这一时期，重化工业会出现一个快速增长期，加大资源的消耗。这意味着资源、环境约束将加大我国工业化的成本。加之，我国工业化历史的特殊性所累积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分析目前我国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以物为本的工业化本身带来的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调;二、人均收入低水平与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高比重以及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协调;三、人口规模过大造成的沉重的就业压力;四、人均资源低水平与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化转型的要求不匹配，以及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将使我国工业化进程面临严峻的挑战。 目前，少数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任务之后，正在进入一个新经济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期，知识、人力资本取代传统资本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与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的增长有许多特征，其中，核心要素知识化、知识创新密集化、产业发展软性化、经济周期微波化以及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等主要特征已经显现出来。 作为新增长的核心要素，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不同于传统资本的显著特点，即知识具有收益递增效应。它不仅自身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还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由此形成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推动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知识是新的经济资源、是生产力构成的重要因素，知识积累不仅能影响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活动，而且还会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总之，知识经济将彻底改变工业经济重物质的“粗放式”增长方式。这为我国摆脱传统大投入、大规模、大产出的工业化模式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工业化面临现实选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明确做出“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决策。从这一决策的必要性来看，第一，我国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赶上了世界信息化的大趋势，必须追赶信息化。第二，我国工业化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推进的，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第三，按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必须走一条集约式的发展道路。第四，我国经济社会面临转型与发展的双重压力，需要把促进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发展的因素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综合的、相互促进的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第五，在信息时代要谋求经济自主和对外开放，必须发展信息化，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从这一决策的可行性来看，按照本文的分析，当前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可行的。第一，我国工业化已经步入中期发展阶段，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具备了发展信息化的工业基础。第二，我国信息产业，特别是信息制造业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已有一定的基础，具备了自主发展和推动工业化发展的能力。为了论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征，作者以一国信息产业有无自主发展能力为依据，将信息化进程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并与工业化三阶段进行组合。 本文分别分析了A、B、C、D、E和F六种组合的特点，并作出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属于E型——“中期工业化和信息化第二阶段”组合的判断。通过分析本文还指出，E型组合的显著特点是工业化与信息化能够互动发展。由此本文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现实选择是可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主要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目的是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赢”。为此，本文提出了八项策略建议:一是大力发展信息制造产业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技术跨越战略。二是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三是采取鼓励措施，引导企、事业机构开展信息化建设。四是推进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建设，搭建社会信息网络平台。五是要重视对农业技术的改造工作，促进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六是加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避免两张皮。七是要分阶段推进信息化进程，切忌搞大呼啦。八要做好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工作，提高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