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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思想均是王权社会的产物。从先秦政治演变来看,古代中国王权政治是经过多种力量的角逐,经过漫长演变逐步形成的,并无“普世王权”的必然。王权文明不同的文化元素产生了儒家、法家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孔子继承西周政治经验产生的“礼”、“德”、“孝”、“中”等文化精神和道德人文传统,将这些传统思想提升为一个人文主义学派：儒家思想。儒是一种职业,是早期礼的实践者,而实践之礼是儒家的重要基石,孔子本人及门徒多有从事儒业者,这一学派因此得名为儒。儒家思想内涵主要在于先王之德的传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先王事迹大部分来自古代史料与传说,因此儒学对古代史学极为倚重。以往论者对儒家思想来源的论述,往往侧重于信仰和神秘文化的探究,本文从古代政治遗产对儒学主要概念的影响,认为儒学思想根源在于古代政治经验的伦理化也就是人文化。商鞅吸取了西周血缘政体瓦解过程中的变革经验,继承商代的酷刑政治,构架一个完备而崭新的政治方法论体系并付诸实施,由此产生一个以王权利益为核心的思想流派：法家思想,是王权思想的极端化。儒家有较为明确的民本思想,而法家则是典型的君本思想,二者政治价值观是绝然相反的。儒者虽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但却缺乏可行的方法：孔子的方法是对秩序的追求,孟子的方法是对仁政的追求。不管秩序还是仁政,主动权在上层社会手中,这造成儒家政治方法论上的缺憾。战国中期以后,儒家理想得不到任何实现,而法家思想则在秦国得到实现。儒学思想家荀子入秦,见识了法家治下的强盛与秩序,惊叹尧舜之世也不过如此吧。这为荀子提供了一个可能：儒家政治理想可以在法家政治方法论那里得到实现。于是,两种绝然相反的政治价值观在荀子那里首次出现全面交汇。虽说百家殊途而同归,但儒法所体现的伦理与政治关系决定其汇流在本质上是法对儒的结构性吞并,是儒对法的妥协。虽然荀子的偶然际遇经由其自由意志演绎出儒为体、法为用的儒法汇流模式,但汉武以来的独尊儒术式的所谓汇流,实质上却是法为体、儒法并用。因此所谓儒法汇流,其本质是法对儒的制约,是王权思想实现了对人文主义思想的约束。看王权政治对古代思想影响的方式：王权既产生了诸如“德”这样的美好人伦,也产生了寄生的王；王权产生了礼,也产生了酷刑；“中”的思想是王权自敛,但基于维护王权利益这一初衷。仁是孔子阐发而成的具有纯粹意义的概念,但经过孟子的阐释,也成为以“仁政”为主的政治诉求。人文主义者虽然集成了作为美德的德、礼、中等思想并将这些思想进行人文主义改造,但这些思想天然携带的政治因素却制约着儒家政治理想的主动性：儒家虽然追求民权,但其民权需要通过王权来实现。法家思想则是典型的王权思想。这是王权与儒家、法家三者关系所呈现出来的先秦政治与伦理之间矛盾的最简洁的图式。从外部历史看,法家造就的皇帝政体对古代史的直接影响要大于儒家的伦理思想的影响；当然更要看到,儒家作为古代社会最突出的思想现象,秉承着华夏族群自然而然的人文与精神选择,稳固着中国社会与文明的基础。如何看待古代政治与伦理的关系、王权思想与传统伦理思想的关系,需要从法家与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的对立、儒家的本质与特殊际遇作为立足点,既不能忽略两种思想在政局主导下的汇流,更不能混淆二者所体现的绝然相反的政治态度与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