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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对深圳市南山区塘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试图从对居民工作站中综合协管员的全面调查入手，通过描述并分析协管员的日常工作实践，力求揭示出协管员作为政府在城中村的权力末梢，在城中村所处的特殊的边缘地位，并进一步揭示协管员的悲剧化处境之各种表现及深层原因。论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并辅以戴维·哈维、福柯等人关于空间、权力和实践的论述，结合笔者手头所掌握的各种资料，试图证明协管员的悲剧化本质上源于城中村主导空间和附属空间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具体来说，第一，从组织上来说，协管员的临时性和编外性为协管员定下了悲剧化的基调。第二，在出租屋登记过程中，房客和房东的联合抵抗使得协管员有苦难言，而被外在灌输的国家意志与管理实践的巨大反差，更使得协管员陷入尴尬混乱的意识状态之中。第三，政府发动的两次改革:分离化改革和综合化改革是导致协管员趋于悲剧化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第四，总而言之，多方面的压力导致了协管员悲剧化的处境。既有来自下方的流动人口和房东的不满和抵抗，又有来自上级的苛刻的检查，还有漏洞百出令人无所适从的工作制度。最后，笔者认为，协管员这种悲剧化的工作状况在城中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