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起源于笔者于自2005年以来对闲暇管理的研究和2008年在美国访学期间对西方企业效率和经济效率相关理论的研究。本文一方面研究闲暇效应(闲暇时间的结构安排和内容安排所导致的经济作用)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水平和个体效率,这种影响如何传递到企业层面,影响到企业的产出效率和长期产出水平。另一方面研究闲暇效应如何通过影响企业进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即基于闲暇对个体效率和企业效率的影响,宏观经济变量对此如何做出反应并发生改变。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博弈模型和动态经济模型,本文证明通过时间资源的配置可以激发出更多的企业效率,因此企业通过时间管理的管理模式创新和建立一定程度的弹性工作制度来实现“工作-闲暇平衡”,可以增强竞争力、提高企业效率和长期产出,最终有利于国家实现“高闲暇、高产出、高效率”的快乐式增长模式。
在古典经济学的领域内,个体的效用来自于消费品,时间概念(包括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没有进入分析框架(晏智杰,2000)。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现时间对经济的重要影响,然而,在新古典的概念体系中,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总是处于替代关系((Buchanan,1994)。传统的经济学注意到了闲暇的替代效应而部分忽视了其互补效应,并且对闲暇的分析更多地集中在宏观经济领域。本文着重分析闲暇的互补效应,并将之引入到产业与企业的微观层面,寻求宏观闲暇经济的微观基础。
本文首先通过美国大学文献检索系统对相关的理论文献进行了较全面的综述。文献的学科领域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医学。本部分的综合文献表明,1)闲暇时间及其活动安排确实影响个体的效用感受、幸福感和效率结果,积极的健康的闲暇安排对个体效用和效率都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Complementary Effea);2)个体在工作与闲暇之间的权衡即是资源权衡也是效率权衡,由于企业是由员工组成的,因此这种权衡与配置将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运行效率;3)时间配置对企业的影响汇总起来会对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显著影响。闲暇时间及其对个体的企业的闲暇效应还会引起劳动力市场对此做出反应,例如,兼职经济、弹性工作制、在家办公等,都是这种反应之一。
闲暇为什么会影响企业效率和宏观经济系统,其微观基础在于闲暇选择是个体资源配置决策的一部分。按照逐步放宽假设的思路,本文首先研究了不存在博弈相互性的情况下个体最优化问题。然后,将个体决策环境放松,从独立最优化环境扩展到博弈最优化环境,但只考虑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两方博弈,则闲暇的效应(闲暇的替代效应和/或互补效应)会显著改变博弈结构和博弈结果,对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某些结论提供修正,主要的发现是,闲暇效应有利于员工在工作时间更少的情况下帮助企业实现更高的产出,充分关注到闲暇带来的效率提升。接下来的论述是本文的重点,它探讨了将员工作为利益相关者而引入到企业博弈中并进一步考虑到闲暇效应对个体效率和企业成本的影响,这时企业的博弈结果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在当今经济学的框架内,(新)产业组织理论处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问题,把所有企业当作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单位来看待—该理论利用博弈论研究企业间的战略相互性但并不打开“企业黑箱”;而企业理论(不完全信息的企业理论也叫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或信息经济学)尽管打开了“企业黑箱”,研究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下企业和员工如何获得潜在互利收益的激励问题,但它不考虑企业的外部经济环境(即企业与其他竞争企业之间的博弈)。现实中,当事人企业不但面临和竞争企业的竞争或竟合博弈,还需要和内部员工进行博弈,以激励员工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也是说,企业作为委托人(Principal)将和做为代理人(Agent)的内部员工博弈,还同时和其他委托人(企业)博弈,从而形成“企业-员工-企业”三方博弈。此外,正如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所体现的,代理人(员工)的个体决策中应该包含闲暇决策和闲暇效应才更符合现实,而闲暇决策会显著影响企业效率及博弈结果,因此,在三方博弈中需要考虑闲暇效应。这样,不但融合了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理论,而且更为现实和更具前瞻地处理了时间配置问题一因为现实世界和未来社会,闲暇时间对个体效用和效率的影响比重越来越大(Maguire,2008)。本文主要处理了完全信息下的“企业-员工-企业”三方博弈。
效率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以往的经济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工作时间内的效率,即生产领域的效率,而将非工作时间内的效率问题留给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而我们也正是通过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个体心理感受和行为状态的研究认识到,越是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个体的效率则越是来自于非生产领域一个体通过合理、科学地度过闲暇来增进效率,即追求快乐和自由能带来极大的效率提升。
本文的模型分析证明了闲暇效应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在产业组织层面多利益相关者博弈中的作用。
首先,在最基础的个体效用层面上,通过对大量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文献分析,我们发现,市场机制增加了财富但并不等比例提升幸福感,幸福度主要由闲暇时间内的闲暇活动决定。
其次,在企业效率层面上,在独立最优化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企业员工的长期财富不仅受货币收入的影响,而且极大地依赖于其“工作-闲暇”的时间配置结果;在博弈的企业竞争环境中,企业员工的平均闲暇时间越多,企业的最优产量就越高:并且,更长的闲暇时间虽然会减少短期内的产量,但却可以在长期内激励出更高的产出效率、提升企业的并购效率;最后,当人力资本的积累效率比较高时,员工对闲暇时间的最优选择会趋于稳定。
由此,可以得到有关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政策性结论:对企业员工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进行合理的时间管理和人性化管理(如:在刚性工作时间表中部分引进弹性工作制),可以创生出新的效率,在更短的工作时间内和同等的技术水平下达成更高的产量。
企业的生产是由个体的生产汇集而成,尽管企业效率不是个体效率的简单加总,但企业效率必然由个体效率决定,其间或许存在结构效率,或许存在加总效应,更通常的,是二者的混合。同理,宏观经济或国民经济是由企业生产与消费汇集而来,企业效率通过内部的结构效应和加总效应影响宏观经济的各个变量。既然闲暇是决定个体效率和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那么闲暇必然会通过对个体和企业的影响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居民消费、经济波动、经济增长和不平等方面,具体表现如下:
按照消费函数的原理,收入决定消费,于是,闲暇必然影响消费。将闲暇的互补效应引入到消费函数中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长期内,闲暇时间将降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闲暇时间对居民总体消费同时存在正向拉动和负向抑制两种作用。闲暇时间对居民总体消费同时存在正向拉动和负向抑制两种作用。在我国,闲暇时间对城镇居民的物质消费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闲暇对经济波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模型分析得到一个总体性的结论,当消费偏好在长期内稳定时,个体或社会的闲暇偏好就成为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上,具体地,将闲暇的跨期替代效应和闲而优效应结合起来时,发现闲暇对产出及其波动具有即促进又抑制的交互作用。短期内,如果社会选择的闲暇时间少于最优的闲暇时间,总供给受价格调整的速度变快,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增大,此时短期经济波动将被减弱;如果社会选择的闲暇时间多于最优的闲暇时间,供给曲线逐渐变平缓,则短期经济波动将被增强。对于总需求而言,闲暇的作用效果在显著时,将通过增大支出乘数而使总需求线变得平缓,反之,则使总需求线变得陡峭。闲暇时间对经济的长、短期影响说明,尽管个体和社会选择闲暇时间有自动走向“最优”的内在动力与趋势,但是,个体或政府通过控制闲暇时间或重新安排闲暇制度,可以影响经济承受波动的能力和调整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
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利用闲暇效应修正内生增长模型,可以证明,沿非平衡增长路径增长的经济,当闲暇是正常品时,积极健康的享受型闲暇时间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个扩展性专题是研究闲暇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理论证明显示,收入不平等加大了闲暇不平等。在高收入阶段,可以适当增强闲暇时间和闲暇质量,同时保证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以保证经济效率。
通过企业层面的博弈分析及其影响效应分析,本文对如何通过时间管理和人性化管理设计制度安排和政策手段形成了基本观点。本文论证了基于闲暇效应的三方博弈的政策含义和制度设计。首先,个体在工作与闲暇间的资源配置意味着个体对效率的配置,于是员工和企业都有动机在对生产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上进行时间管理和人性化管理,时间积聚现象说明个体在不同时间段具有不同的工作效率,而工作效率即来自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也来自于闲暇中的效率更新。与之相对应,企业要想更好地发挥员工的工作效率,就应该改进雇佣制度,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冲突”、提升“工作-闲暇平衡”,而具体的制度设计则涉及到如何建立更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这包括对日益流行的弹性工作制度的设计与改进、对灵活就业的研究和实施、在就业空间上将员工的闲暇安排及效用感受纳入适宜性(Amenity)分析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