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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各个国家之间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往传统的最终产成品贸易已经转化为各国不同生产环节间的衔接和中间产品的跨境贸易流动。中国利用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快速融入国际经济合作与分工,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规模急剧增加,贸易总量迅速增长。然而,许多研究表明,中国大部分制造业都是从事加工和装配等环节,这些环节创造的产品增加值相对较小。但是,以关境为统计基础的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却显示出了我国巨大的出口规模。在国家间贸易成本持续下降,贸易往来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商品的专业化生产往往是通过各国间的协调分工来实现的。传统贸易核算方法已经难以清晰明确地揭示各个不同国家间生产的整个环节,也不能详细具体地反映某些国家贸易进出口的实际获益情况。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是核算各个国家之间贸易交易情况的一种新的方法。它对出口贸易的整个国内增值部分进行了具体测算,并考虑到了不同参与者在全球价值链不同交易阶段的具体的生产情况。在贸易增加值测算方法的探讨中,国内外研究者经过不断地探索,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从质疑传统贸易核算方法到明确给出贸易增加值的定义和核算方法的过渡。在贸易增加值分析中,国外研究者大部分更加关注于建立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双边贸易规模,利用宏观经济数据来研究各个国家间的贸易交易情况。而国内学者则主要从贸易增加值的测算方法及其应用出发,对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进行相关研究。本文借鉴已经形成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2007年以及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分别对我国及30个省市及自治区出口贸易的增加值总量和不同部门的出口贸易增加值规模进行了重新测算。使之与关境贸易统计方法计算的结果进行对比,并对其年度间变化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进一步地,为具体了解各产品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情况,本文还以2012年中国和浙江省为例对其主要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贸易增加值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分析,以期了解中国和浙江省的产业比较优势,给未来制定贸易政策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以关境为基础的核算方法不仅在总体上过度虚高了我国的出口规模,还使得我国各部门的出口规模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偏差。将出口进行细分可以发现,我国一般出口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也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增加值得以不断增加。总的来看,从2002年以来,我国的出口贸易增加值总量在不断增加,但是其增加值率却呈现出递减趋势,一般介于50%至90%之间。分部门来看,贸易增加值率较高的产品主要是农林牧渔产品及服务、食品和烟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及社会组织、纺织品等产品和部门,而贸易增加值含量较低的商品则大部分集中于金属矿采产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化学产品、通用设备等产品和部门。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的制造业部门依靠进口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出口,这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增加值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的重点是将中国30个省市及自治区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不同区域对出口贸易增加值进行研究,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分析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通过进一步的对比可以发现:我国的出口贸易增加值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不同地区的出口贸易增加值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增加值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此外,本文还采用了面板分析的固定效应模型,选取了2002年、2007年和2012年30个省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规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补贴是提升我国及各地区出口贸易增加值的重要因素;持续扩大的出口规模可以明显带来贸易增加值的相应增长;研发投入、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补贴也确实能对我国及各个地区的出口增加值产生正向影响,使得各出口企业获得更大的增加值收益。本文的贡献在于:本文首次基于中国各省级层面数据利用各省市的投入产出表对各省市出口贸易增加值进行了核算,然后既分整体效应又分区域效应分析比较了各个区域间的差异性及其出口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扩展和细化了贸易增加值的研究范围。不过本文仍有以下局限性:第一,由于我国投入产出表每五年编制一次,各个年份不具有连续性,因此各个省市的数据量偏少,对于我们研究各个省市及自治区贸易增加值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二,由于各个省的海关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在区分中间产品的国内和国外成分时,只能按比例法进行区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误差,会使国内贸易增加值的比重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