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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从学术界关于“议行合一”的争论开始,在对原始文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找到了争论中的硬伤,从而明确了“议行合一”概念的准确含义,并尝试给出了议行关系概念的定义,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当代中国议行关系变迁的研究,对革命逻辑中关于议行关系的制度实验与治理逻辑中议行关系的制度形态进行完整的连贯的历史分析,作为对学术界“议行合一”争论的一种回应。在革命逻辑中,从苏区时期,到边区时期,再到华北人民政府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议行关系问题进行了若干制度实验,这些制度实验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对于议行关系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争论在所难免,关于“议行合一”的争论实际上在边区时期就已经出现,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深化对议行关系的理解的同时,也对议行关系做了若干相应的工具性调整；在治理逻辑中,当代中国议行关系的变迁经历了确立、曲折、再确立三个阶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变迁,是议行关系变迁的关键参照系,而非议行关系变迁的全部内容。在党建国家的历史背景下,当代中国议行关系的变迁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变迁的核心就是政党按照组织自身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来组织国家政权结构,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政党、政权与静态、动态两两组合的四种形态的民主集中制,它们之间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中国议行关系变迁的状况。转入治理逻辑之后,国家层面的议行关系具有唯一性,然而在转入治理逻辑与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中存在着对议行关系进行平衡的制度结构,即信访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在治理逻辑中议行关系变迁的过程中仍然持续发生着作用,直接影响到了对于人民代表的角色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议行关系变迁关键参照系的功能定位。在对当代中国议行关系变迁历史分析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变迁?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迁?这两个问题也是新制度主义范式突破旧制度主义范式的核心问题意识所在。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变迁是一个变迁动力的问题,第二个问题问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迁是一个变迁方向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议行关系变迁来说,第一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工具性答案的不确定以及工具性结构的不平衡,第二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反形式主义的两重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价值性判断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