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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理学继承宋元理学的精神,以程朱理学为主流。明初朱子学是向“阳明心学”转型的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学者们在论述明初朱子学时取径比较单一,草草收笔,对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阐释和分析。围绕朱子学在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上的问题域,分析其内在矛盾,展现明初理学家是如何进行不同的“体认和阐发”,显现出明初理学的真实面貌和发展内在理路,为理解理学的转型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路径。在明初,程朱理学被独尊及南北学风相互激荡的格局下,理学发展一方面受到朱子学的束缚,不敢逾越；另一方面,明初许多理学家在尊崇朱子学的前提下,对朱子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体认和阐发,开始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和突破,形成了新的学术取向,又促进了理学的发展。明初曹端、薛瑄的理学思想与朱子学特征是尊崇与修正,他们是北方理学代表。曹端继承了程朱理学观点建立了以“太极、理”为最高范畴的学理体系,并从太极与理、太极之动静两方面进行阐释。太极或理是其思想终极根基。太极(理)与阴阳二气乃至宇宙万物的关系是形上与形下的相即不离的关系。太极之动静则是太极本有的性质,包括本体意义上的动静和作为宇宙生成过程的动静两个方面涵义。在心性论上,在“理一分殊”视域下,重构天人宇宙图景。落实在工夫论上寻找“孔颜乐处”。他对“心”的地位抬的很高,但只是“心”的本然状态,还不具有本体意义,并没有超出朱子学的范围,心性由应然向实然的过渡。薛瑄继承朱子理气关系论,针对朱子“理先气后”说,主张理气“决不可分先后”、“理气无缝隙”,强调“实理实气”,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理”的形上性和超越性。同时,他还吸收了张载的关学思想,提升“气”的地位,以气化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表现出由“理”向“气”的内在转化,这为朱子理学向气学的反转、明代关学中兴开了先声。人性论上,继承了程朱的“性即理”,强调“论性是学问大本大原”,突出了“性”的本体地位。工夫论上主张“复性”。这些都预示着朱熹理学在明代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向陆九渊“心学”复归。明初吴与弼、胡居仁理学思想与朱子学特征是尊崇与突破,他们是南方理学代表。他们自觉做着朱子学与心学的整合工作。在本体论上,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理学的某些内容,对朱子学仍然是尊崇；另一方面大量地接受了心学的基本观念,有突破之意。吴与弼在心性论上,主张“静观”、“洗心”。在工夫论上将宋儒的持敬穷理说、佛道的静坐观悟说及儒释道通用的反思静虑的修养方法结合起来,表现出明显的综合化倾向。胡居仁,在理气关系上提出了“有此气则有此理,理乃气之所为”是对朱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仍不出朱子学的“规范”。在心性工夫论上,主张“主诚敬以存其心”,对主敬穷理做了新的阐发。工夫论上更加注重心上的“着实”体验,偏于向内用功。他们均表现出对“心”地位的抬高,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程朱理学影响在缩小,而心学的影响在扩大。吴与弼思想的二重性,预示着理学发展不同路径。可以说,吴与弼是阳明心学的开启者。陈献章心学思想是在朱子学的包裹下挺立起来的,与其师吴与弼相比,在更大规模上突破了朱子学。自此,理学地位发生转向,由过去的程朱理学为主转而为以心学为主。陈献章在本体论上,“杂释老”建立道本论代替理本论,又“超释老”,将“心”置于“道”之上,建立起心本论。在心性工夫上,追求静坐中的善端呈现,放弃朱子学的读书路径,并发展为一种教学法,以觉悟证心体。可以说,陈献章的心学思想基本上完成了对朱子学改造,理学地位发生了变化,为阳明心学全面转向奠定了基础。因而,陈献章是理学转向的关键人物。明初理学家对朱子学的体认和阐释表现出两个嬗变轨迹：一是重视实然宇宙论探讨,强调实然之“气”,凸显下学的躬行践履工夫,发展成为明代气学。二是重视主体心性的探讨,凸显“心”的本体地位,表现为上达工夫,发展成为明代心学。这也是明初朱子学的理论贡献。从这种趋势表现来看,可知明初朱子学在明初理学家间进行体认和阐释中,所关注问题侧重点的不同,也体现出南北之间的学风差异。作为历史影响,明初朱子学对考据学、实学、书籍编撰等其他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明初理学家在朱子学内部的阐释、修正、突破,显示出儒学新的发展方向。明代理学在明初朱子学的催生下呈现出了弊旧成新、返本开新与推陈出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