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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使中国传统道德秩序第一次受到了全面的冲击。但这种冲击仅仅局限在城市之中，对中国广大的乡村来讲，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说有的话，也仅仅是死水微澜，城市知识阶层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波涛，由于传导机制的阻隔，到达农村和农民之中时，变成了几朵苍白无力的浪花。乡村道德秩序受到冲击是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开始的。1928年后，对乡村道德秩序的影响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毛泽东等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农村推行的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变革（如新生活运动）。但这两个事件，只是乡村道德秩序变革的肇始，并没有对乡村道德秩序带来全局性的影响。乡村传统道德秩序的全面解体是建国初期的大规模农村社会改造运动。从文化演进的路径来看，这一运动包含了两个方面行为:一是对几千年来的乡村道德系统进行了全面解构与颠覆，二是力图为乡村和农民“提供”（而不是内生）全新的道德秩序系统（称之为规划型道德变迁或者诱致性道德变迁）。这一历史时期实际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无论对于农村传统的道德秩序还是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刻的。考察这一历史时期道德变迁的基本线索，分析其演进的路径，寻找旧与新之间的传导机制，对于今天重新审视农村传统道德体系的地位和作用，挖掘其合理的道德资源，重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德秩序，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作用。 由于经纪型的国家与乡村代理机制的存在，形成了长期以来国家与乡村之间的隔离，农民对国家政权的依附程度非常低，正因为这种依附程度低的原因，造成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较差。建国初期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基础和前提是建国前乡村社会道德秩序。这是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系统:首先表现在其道德的终极动力的超自然性。中华民族在物质短缺的社会中，通过自身的主观创造性与丰富的想象力，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社会道德动力体系，把今生的道德承诺置换到另外一个时间与空间上的技术设计与解释工作，做得较为完美。大部分社会成员都相信，今生的道德投入，是在来生来世换取美好生活的期票凭证，今生的道德投入越大，来世的生活回报也就越高;其次表现在道德知识的地方差异性。由于自然经济的封闭特征，中国乡村社会缺乏交流，各自独立地发展，因而形成了道德观念、秩序的浓厚地方色彩。再次表现为道德符号的神秘与复杂性。由于超自然的道德动力系统，造就了道德知识表达符号的神秘特征。传统乡村的道德秩序还表现为以家族和村落为共同体的记忆等。 无论是那种形式的道德秩序，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少数权威与精英人物，新政权要重建一套新的乡村道德秩序，就必须培养与扶持一批体现新的政权意志的乡村社会道德权威与精英。建国后，通过国家委任、就地扶持与短期下派等多种渠道与方式，造就了一批新的道德权威与精英，为确立新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道德作为人的一种观念性存在，大多以符号与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定的符号与象征体现了一定的道德观念与秩序。新中国政权为了与传统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决裂，致力于创造一套新的、以革命和浪漫为特征的道德符号与象征体系，包括偶像符号、话语符号、审美符号等。 新的道德秩序的标准与规范必须社会化，也就是要传播与渗透到每个乡村社会成员之中，成为他们日常道德实践行为的指南。这种社会化的过程必须在一定的场所、通过特定的仪式与程序才能完成。这就需要重建新的道德教化空间，再造新的道德教化仪式。新政权通过生产劳动、集会与运动、感恩与宣誓等空间和仪式，较为有效地实现了新的道德标准的社会化。 经过七年的改造与重建，新政权基本上解构了传统乡村社会的道德秩序，并在重建新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乡村社会的忠诚与精神依附对象、道德实践的新型空间、道德资源的供给、道德秩序模式等方面，确立了一套与新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