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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更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所呈现的历史文化意蕴,更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历史地理性地探讨被历史学界忽略的1958年大跃进民歌。在方法上,拟运用陈寅恪主张的“以诗证史”的方法,以大量的大跃进民歌来论证这一运动中所表现的民众话语兴起的内在历史逻辑及其蕴涵的太阳崇拜、人民史观、社会主义新神话等历史文化信息。大跃进民歌民众话语的高扬有着必然的内在历史逻辑,它彰显了精英文化放逐与大众文化崛起的话语变奏,同时也是毛泽东的破除迷信的思想催生的结果。在国际上,又是冷战背景下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种选择。更直接的则是农村大兴水利化的产物。共和国初年的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使得知识分子话语凋敝,民众话语开始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力扶持,使知识分子的“独奏”被整合到全民的意识形态“大合唱”之中。因此,大跃进民歌的兴起正是官方意识形态对话语权全面调控的结果。在“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创造精神的鼓舞下,在1957年冬到1958年春农业水利化建设的劳动高潮——大跃进的序幕中产生了大跃进民歌。大跃进民歌充满了大量的“太阳崇拜”意象。这种“太阳崇拜”既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农耕的历史土壤中,又是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无限热爱乃至崇拜的结果。“太阳神崇拜”的发展大致有“自然神”、“伦理—政治神”、“宗教神”三阶段,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的规约,中国的太阳崇拜没有发展到宗教神阶段,从而呈现出浓厚的“政治—伦理神”色彩。中国历史上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相结合的传统,使得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崇拜有一个中介——亲缘伦理力量。大跃进民歌中有一种非常富有悖论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强烈地表达出对毛泽东强烈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却又使民众的自我意识无限膨胀,二者竟然并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