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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词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我们翻开《淮海集》就会发现秦观不但有像《浩气传》、《心说》、《变化论》这样的长篇哲学论文来表现他对“天人之际”的睿智思考，而且还有多达五十篇的《策》、《论》来阐述他对北宋中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的看法，同时还有一些有关文学的论断散见于其他篇章之中。对秦观思想学术观念进行一番分析与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秦观本人，而且使我们能够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在北宋哲宗时期，士大夫们纷纷发表对形而上问题的看法，秦观也不例外。在心性论的问题上，他认为“心”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宰，所以君子的修持只能从“心”开始，修持的方法是“虚心”与“正心”，使人不执着、不留恋于任何事物，从而使心灵摆脱纷扰而达到自由、平静、安宁的境界。在“性”的问题上，秦观不同于苏轼，在苏轼看来，人之“性”具有产生“善”、“恶”等道德观念的可能性，但它本身并无所谓善恶。而秦观则继承了孟子“性善”的观点，认为人具有先验的道德理性，只是由于后天的习染熏陶，才产生了善与不善的分野，想复归本性的善，就要“尽性”。人体内还有浑浩流转的体气，要树立独立的人格，高扬主体的精神，还要“养气”。在秦观的宇宙论中，也提到“气”，此“气”乃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与人体内的体气不同。“气”化万物之后，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处于经常的“有”“无”的循环“变”“化”之中。关于“圣人”与“道德”，秦观调和了历史上各派的观点，并且认为“圣人”与“道德”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秦观对道家思想有着特别的偏爱，在他得意之时表现为对益寿长生的渴望，对超越肉体束缚的希冀；在他失意之时，表现为对生命终极关怀问题的和合化解的需要。在治术问题上，秦观要求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扩充士大夫的政治活动空间，加强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唤起他们从政议政的热情和诚意；在制定具体的措施之前要“审天下之势”，将国情调查清楚。同时，秦观强调诗书礼乐治国，主张“使《诗》《书》不为法律所胜”，实际上是要使儒家经义凌驾于君主意志之上，规范君主的意志，使之成为国家立法的宪纲。关于理财和役法，秦观主张兼用新旧两派的方法，显示了他思想的解放，器识的闳通。北宋一朝，“盗贼”频发，秦观认为如果政府一味采取安抚招降的办法，那就是“诱民以为乱”，于事无补。军事镇压也不能混同于武力攻伐夷狄，要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原则，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严刑峻法也不是消弭“盗贼’’的有效办法，他觉得应“宽法任吏”，适当扩大地方官的权力，使其能不拘守于法条而灵活应对各种局面。秦观清醒地看到，西北边患重于北部边患，他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弃”和“守”两种战略，并且筹划了复横山、守灵武的具体战术。在其有关文学的论述中，秦观首先提出要为文学创作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文人不会因为写诗作文而贾祸遭灾。其次按照自己的标准，将文章分为“论理之文"、“论事之文”、“叙事之文”、“托词之文”、“成体之文”，既强调文章的实用性，也看到文学的多重价值。而且，由于性格相近的原因，秦观对苏辙平畅、疏宕的文风更加推崇。针对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理论，秦观认为只要抒发的是真情实感，即为好诗。秦观在其自己诗歌的审美追求上，经历了一个清新妩丽到古朴平淡的过程，但在古朴平淡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沉激越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