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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翻译策略的讨论一直都是翻译界的一个热点，尤其近几年关于归化异化的争论持续升温。但是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语言学层面，侧重源语和文本的比较以及评析翻译技巧和翻译质量，却很少关注其他外部因素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该文力图摆脱传统的从文本出发的固定研究模式，把翻译策略研究与对译者本身的研究相结合，因为译者的主观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
该文选取了中国翻译史上两位代表人物林纾和鲁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中国近代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林纾和鲁迅的不同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受当时“翻译救国”思想的影响，林纾和鲁迅都开始翻译外国文学。尽管二人所处历史时期相近并且翻译目的都是为了救国，但由于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的巨大差异，林纾和鲁迅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化观和翻译主张。林纾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浸染，始终不承认中国文化的落后地位。另一方面，他虽然倡导政治改良，为的却是维护封建统治。因此，林纾的翻译倾向于归化；与之相反，鲁迅走上了异化翻译之路，因为他逐渐认识到中国政治及文化的落后性，希望通过输入外来文化和外来表达方法从而达到推动社会改革的目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鲁迅早期采用归化而后来转向异化，这主要是由于其早期爱国思想的盲目性以及深受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翻译规范(意译)的影响。
该文基于勒弗维尔对意识形态与翻译关系的阐述，对林纾和鲁迅的政治文化态度和翻译实践进行了对比研究，揭示出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译者本身意识形态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