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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传染效应，从广义上来讲，是指国际金融危机下，不同国家、不同市场间资产价格的协同运动。传染效应可能源自基本面因素，也可能是由投资者行为与心理等其他因素造成的，故当市场处于平稳期时，传染效应可能也会存在，但在在金融危机下，传染效应不仅存在，而且会进一步加强。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可以明显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传染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外汇、股票以及利率市场，但对于商品期货市场上传染效应的研究，并不多见。
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席卷全球，迅速演变成一轮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用一种特殊形式向世人展示了金融领域风险积聚、风险传染和风险释放对实体经济的深远影响。金融危机下，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大幅上升，至今尚未完全摆脱阴影，未来全球经济何去何从，依然充满变数。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全球化，使得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也深受其害，未能独善其身。出口规模大幅度下滑，股市接连下挫，与此同时，中国各大商品期货价格也全线跳水，以沪铜为例，从最高85550元/吨狂跌至21940元/吨，甚至出现近乎连续10个跌停板的“壮举”，这在历史上相当罕见。于是笔者想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下，是否也存在商品期货市场上的传染效应，倘若存在，其内在机理是什么?对实体经济有何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无疑，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对于推动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完善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及争夺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正是秉承这一思路，借鉴学术界对股票、外汇以及利率市场传染效应的研究逻辑及方法，以现代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为主要研究工具，深入探讨本轮危机下商品期货市场上的传染效应、形成机理及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并据此提出推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建设的若干对策建议。
本轮金融危机下，可以很容易发现不仅国内商品期货市场跟随国际市场大幅下挫，而且国内不同品种商品期货价格走势的关联度也显著提高。于是从直觉上，笔者想到可能存在国际与国内市场以及国内不同品种商品期货市场间两种传染效应，它们共同加大了国内期货市场的波动幅度，使得风险骤然增加。因此笔者实证检验了上述两种传染效应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对于国际与国内市场的研究，笔者采用中国三大主流期货合约，即沪铜、连豆以及郑麦用以代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整体状况，国际市场则相对应的采用伦铜、美豆以及美麦合约。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除了小麦，无论是铜还是大豆期货市场，均存在显著的风险传染效应，但呈现非对称性，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明显大于国内对国际的影响，整体来看，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呈现明显的“卫星市场”特征；对国内不同品种商品期货市场间传染效应的分析，为了将研究更加细化，笔者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同一种类内部以及不同种类之间的研究，前者选取沪铜、沪铝代表，后者则以沪铜、连豆作为代表。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以沪铜、沪铝为代表的同一大类商品期货市场，还是以沪铜与连豆为代表的不同种类间商品期货市场都存在传染效应，且后者最为显著，另外笔者还发现，风险传染主要来自于沪铜市场，其价格波动对连豆、沪铝的传导最为显著，进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协同运动，也即传染效应。
本文认为，传染效应并非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应有其内在成因与机理，因此，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本文从多个角度探析了传染效应的成因。笔者从商品期货的属性分析入手，经过研究总结出传染效应的形成主要基于三大因素：一是基本面因素，二是投资者因素，三是套利因素。在此基础上，笔者从更深层次探讨了传染效应的内在成因，认为国内市场之所以呈现出较易受国际市场影响的“卫星市场”特征，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缺失，二是国内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不合理，中小投资者所占比率太高，缺乏机构投资者，故极易造成纯粹投机性波动。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者相互联系，并非是两种割裂的经济形式，故商品期货市场的传染效应会通过某些路径进一步传导至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本文认为传导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二者是紧密联系的，期货市场的大幅波动必然会传导至现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形成冲击。二是期货市场与整个宏观经济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国外有众多文献表明，商品期货市场的波动对CPI以及PPI有引导作用，因此他们建议把商品期货的平稳运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重要中间目标，或者把商品期货市场的运行状况当作货币政策的一个指示器。对这两种路径的研究，笔者主要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通过协整检验来判断商品期货与现货之间，以及商品期货与CPI、PPI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进一步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冲击反应以及方差分解技术，来研究上述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对第一条传导路径的研究表明：本轮金融危机下，商品期货与现货市场依然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然而当两者偏离均衡时，现货市场要不断向期货市场收敛，也即从长期来看，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有引导作用。从短期来看，虽然期现货市场存在双向的引导关系，但相比之下，期货市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存在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向现货市场的传导，当期货市场运行平稳时，这会有利于现货市场的运行，但倘若期货市场的波幅加大，通过对现货市场的传导，会给现货市场的经营者提供一种错误的价格信号，从而给实体经济造成较大波动。对第二条传导途径的分析表明，虽然商品期货与CPI以及PPI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存在对PPI的传导，且这种传导是单向的，这就意味着商品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有一定的冲击作用。探析其内在成因，主要源于初级产品是产成品的重要原材料，商品价格的变动会直接影响生产成本，进而影响社会总体物价水平。另外，商品期货市场的交易方式以及制度安排，决定了其对需求压力以及供给冲击的反映要快于产成品，结果，商品期货市场的投机性购买及抛售行为会引发期货价格的变动进一步向总体物价水平的传导。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实证研究表明商品期货市场对PPI的冲击是短暂的，且冲击力度较小，故与对现货市场的冲击相比，这条传导路径居于次要地位。
根据本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笔者最后将论文的研究升华至对策层面。笔者首先对本轮金融危机下我国期货市场各方参与者的危机应对措施进行梳理，发现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预想效果，确保了期货市场未发生重大风险事故，但本质上来看，均属于临时性对策，无法解决国内期货市场在本轮金融危机下所表现出的几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故笔者从进一步完善风险抵御能力的角度，提出了后续政策的若干基本思路与具体措施，以期对完善我国期货市场建设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