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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之一,但在科学思想的原创性上却显得相对疲软,除了总结之外,鲜有创造。除了僧一行的二次不等间距内插法以及集国家之力的大地天文测量之外,在科学思想上可圈可点的当属作为佛教、道教迷信泛滥的对立物——柳宗元、刘禹锡的科学思想,特别是他们对元气论自然观的总结和升华。刘禹锡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在自然观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按照现代科学的分类,自然观属于哲学范畴。然而在古代,科学研究往往以一定的自然观作为基础和依据,并以自然观对自然界的理解方式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模式。因此,古代自然观与自然科学二者是互相融合,无法截然分开的。刘禹锡的自然观,在他的自然物质学说,即元气论方面有重要体现。刘禹锡的物质学说主要表现在物质的构成和物质的运动两方面。在自然界物质的构成上,刘禹锡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体系,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万物“乘气而生”,“气”是万物的本原;进一步,刘禹锡对“空”、“无”、“有形”和“无形”进行了科学的探索,提出了“空者,形之稀微者”和“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的论点,把前人关于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的认识推进到新的阶段,是物质不灭理论的伟大雏形。在此基础上,刘禹锡对物质的运动也有独到的认识,提出“数存而势生”这一融数、势、度于一体的物质运动规律观,以及“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自然辩证思想。刘禹锡的自然观,充分体现在他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自然和谐说,即他的天人观方面。刘禹锡的自然和谐说,是对前人的扬弃。他对“天人感应”论经历了一个从崇信到怀疑最后批判的过程,并最终认清了天命论产生的根源,从而形成了“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内容主要表现在“天人交相胜”、“天人还相用”以及对天人感应的探源三方面。刘禹锡的坚持自然界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客观性,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天地自然相和谐,进而主宰自然,把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刘禹锡的自然观,还浸透在其医学研究上。刘禹锡的医学思想,是其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应用。他的医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医学观、用药思想和方药思想三方面。刘禹锡有进步的医学观,在医学领域排斥鬼神,批判迷信的天命论。在用药上,他提出了“预防为先,治疗在后”的医药防治思想和“过当则伤和”的用药思想,辨明了滋补和宣泄的辩证道理,并总结了正确的中药炮制技术。另外,刘禹锡在方药上有很深的造诣,他重视前人和民间的方剂,提倡单方治大病。刘禹锡著有《传信方》和《本草经方》,收集了大量的具有实用价值的单方,临床价值较高,倍受历代医家推崇。由此可见,刘禹锡不仅在自然观上有深入的创新,而且更将这种理论思维和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科学探索活动之中,实现了“知行合一”的完美结合。本文通过对刘禹锡自然观及其应用成就的系统归纳和深入研究,认为刘禹锡的自然观极为丰富、异常深刻;刘禹锡的自然观,不是“空穴来风”,是对之前我国古代自然观继承和创新的结果。譬如他的元气论是对荀子、王充的元气自然学说的发展;天人关系学说则是在荀子、王充的“明于天人之分”和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观点基础上的深化和升华。刘禹锡对我国后来科学思想的发展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譬如,他对有形和无形关系问题的科学探讨,对北宋张载、清初王夫之物质不灭和运动守恒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将刘禹锡的自然观置于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发展的宏大背景和立体坐标中进行语境关联性的考察,由此更凸显了刘禹锡思想的特色、价值及其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