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基督教化是日耳曼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历程。盎格鲁-撒克逊诸国接受基督教始自肯特,直至苏塞克斯和怀特岛的皈依,前后经历了近百年时间。从国王的受洗皈依到普通民众接受信仰,一个古代民族的改宗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国内对此课题的研究较少,从民族史角度论述阐释这一变迁的著述更不多见。本论文旨在通过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诸王国的基督教化进程,讨论分析当中遗留的一些重要问题,希冀填补以往史学界阐之未尽、尤有空白之处。论文主要从国王、教会以及与法兰克人的比较,这三个方面来探究、考证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过程。在国王方面,侧重于国王改宗的动因和王室贵族在改宗中的作用分析,着眼于考究王权对改宗的策动作用。从分析、理清罗马、肯特和法兰克王国三者间的关系入手,本文对大格雷戈里传教中的政治因素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肯特与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结成的政治联盟是推动前者改宗的重要因素,但过分强调法兰克王国对肯特改宗的影响力也是不适宜的。本文以法兰克公主贝尔莎出嫁时间为切入点,对这场政治联姻中一些待商榷的问题进行了考证与推论。王权不仅是改宗初期的决定性要素,并且也会影响到之后基督教的发展道路。传统观点认为,664年惠特比会议的召开是因为爱尔兰传统与罗马传统所遵循的复活节日期不同而引发的。但这可能只是会议召开的一个契机,这次会议召开的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王室内部的政治斗争。在教会方面,循罗马教会与爱尔兰教会各自的传教轨迹,对其传教理念与方法做了一些比对。爱尔兰教会的修道院体制与罗马主教区体制相比,更适合于早期英吉利北部的散居式的乡村社会。罗马传统则更倾向于强调主教的权威,更注重世俗的管理事务,与南部城镇较为密集的地区较为相宜。但必须指出,在盎格鲁-撒克逊诸国的基督教化历程中,罗马与爱尔兰的宗教影响是混合交融在一起的,因此不可孤立地看待二者在改宗中起到的作用。本文通过研究威尔弗里德主教的生平,探讨教会文化的融合与变迁,并从中反映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成长史。民众从多神教到基督教过程中精神信仰层面的变化是本文考察的另一重点,本文主要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丧葬风俗和死后世界观念的变迁。这种风俗观念上的过渡,是宗教信仰转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教会对宗教理念的调整对此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改宗史比较方面,本文就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克王权对改宗的影响力,以及二者教会对多神教文化的改造政策等方面做了比较分析,冀图借此探究二者在基督教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日耳曼人在基督教化过程中的相似性。盎格鲁-撒克逊诸国与墨洛温王朝相比,基督教化进程出现了多次受阻甚或倒退现象,这与盎格鲁-撒克逊王权相对赢弱是有很大关联的。在通过初步研究赎罪观念和圣徒崇拜在英吉利的兴起,并比对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克教会的传教政策后发现,即使传教的具体政策有所差异,但在精神信仰的转变过程中,两支日耳曼民族间存有很大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