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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性悲观(defensive pessimist)的概念最早由Norem和Cantor(1986)提出，是指在过去的成就情境中取得过成功，但在面临新的相似的成就情境时仍然设置不现实的低的期望水平并反复思考事情的各种可能消极结果的现象，它包括消极期望(negative expectation)和反思性(reflectivity)两个成分。防御性悲观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但在国内仍然处于概念引进阶段。究其原因，缺乏合适的测量工具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修订中文版的防御性悲观问卷，并探讨其与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和框架效应之间的关系。
研究一：修订防御性悲观问卷(Defensive PessimisticQuestionnaire，DPQ(social))的中文译本，以482名大学生为被试，用特质焦虑，大五人格，自尊，中国人整体思维为效标进行信效度指标测试。结果显示DPQ(social)中文版共包含14个条目，有3个因子，三个因子可解释58.81％的总方差。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效度良好(x2/v=2.26，RMSEA=0.067，CFI=0.94)。DPQ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反思性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焦虑维度的为0.70，悲观期望维度为0.72，与总分间隔1月的重测信度为0.70(n=53)。
研究二：以325名北京市高校的学生为被试，采用框架效应的经典研究范式考察了防御性悲观与框架效应，防御性悲观与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防御性悲观与框架效应对决策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显著。相比负面框架，在正面框架下随着防御性悲观总分的增加，人们选择冒险的发生比率(OR)的上升趋势更明显；具体而言，在正面框架下，防御性悲观组选择冒险的OR为策略性乐观组的3.16倍；而在负面框架下，三组之间无差异。经典的框架效应仅出现在策略性乐观组和控制组中，而在防御性悲观组中无此效应。(2)防御性悲观不同维度对框架效应的作用存在差异；
由结果可以看到中文版防御性悲观问卷有良好的信效度；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和防御性悲观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不同防御性悲观程度的个体在决策时的框架效应的表达会有所不同，且这一影响还因防御性悲观子维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