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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博士论文选取哲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对理性与文学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的目的有二:第一,通过理性的相关概念和文论现代性轨迹的梳理,为我国当代美学和文艺学对文学与理性关系的深入探讨提供学理上的基础:第二,基于这种梳理,提出文学理性的观念——文学与理性关系的一种理论方案。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一、引论:文学与理性关系问题上的当代困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大量涌入,“非理性主义”概念在文艺学中被一再提出,我国文艺学界开始较多地关注文学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形成了集中的讨论。而由于学理基础的欠缺,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方面的讨论出现了难以深入的情况。纵观和环顾美学和文学理论史,文学与理性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理论话题,今天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我们在后现代理论平面上已经找不到坐标,深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怪圈无处可扎根,文学理论及社会文化思想需要找到其根基。为改变这种处境,迫切需要我们从人类的理性中寻找资源。提出文学理性的观念,就使文学有可能因此摆脱它仅仅作为语言游戏的场所(像某些后现代言论所断言的那样)的地位,而成为对抗形而上学,“揭露存在的被遗忘”(米兰·昆德拉语)的场所,成为一种充满意蕴的言说方式,并从而为清算美学和哲学领域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提供帮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美学和文艺学界关于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的学术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形成三种有关的观点。第一种是理性优先的观点,肯定文学对情感和人的表现,但抨击非理性主义文艺观,认为应当在文学中提倡理性精神。这是一个主流观点。第二种是非理性优先的观点,主张文学的非理性倾向,希望中国文学尽快打破陈旧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跟上世界现代文学的步伐。第三种是折中论的观点,兼顾上两种观点的理论诉求,实际上是想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中非理性主义倾向与传统的强调文学要有理性的观点相结合。 上述论争反映出文学的理性-非理性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被集中提出讨论时的知识社会学背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被抛弃,社会在寻找一种新的生存基点——人和人的现世生存的合法性,以及文学参与这一现代性进程的独特姿态。这一讨论也反映了文论现代性的诉求,它深刻触及启蒙话语,思辨理性,审美,以及自主性(自律)和专业性这样一些现代性话语。毫无疑问,通过包括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讨论在内的一系列讨论,文论的现代性目标部分地实现了。“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有关人的生活、情感、体验的一种表现,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是审美性精神活动,它有自身的本质和界限,等等,这些声音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随着讨论的发展,这其中所暗藏的问题也暴露出来:1、忽视学理逻辑的建构:2、自相矛盾的概念使用;3、自说自话的理论发挥;4、不同概念的混淆:5、对哲学家、美学家及思想流派归类上的混乱等学理建设上的不足。这种情况导致了文论建设的停滞不前,文论现代性成果被消解,丧失对理论的信心等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