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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西方音乐可以说是一种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决定了其独特的精神建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时期音乐功能的不同、音乐风格的迥异、音乐家地位的差异等,都与它们各自所处的不同城市空间有着密切关系。而作为一种文化样式,西方音乐记录了人类在离丌自然进入城市之后,深厚的乡村关系被城市关系取代的过程,以自己的方式叙述着城市文化的发展和居民的性格、品质。可以说,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已经无法脱离对城市文化景观的考察。
作为个体,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城市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在这一空间性的生产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了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空间性的纬度将会在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联姻中注入新的思考和解释模式,这将有助于我们思考社会、历史和空间的共时性及其复杂性与相互依赖性,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维度重新审视西方音乐的发展。
本文主要通过对18和19世纪这两个音乐发展时期中不同的城市化情境进行剖析,描述西方音乐在城市地点中的景观,探讨音乐如何反映城市的心灵,人如何造就了包括音乐在内的城市文化,从而认识城市作为文明人天然的栖息地,如何在音乐发展中起核心作用,以论证城市文化对音乐发展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