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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初是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90年代后贾平凹的创作有两个明显的变化。首先，他在创作中追求心灵真实的回归，把个体精神诉求与当下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自我情绪的渗透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股强烈的生命气息。其次，他更专注于转型期中国人灵魂的痛苦、蜕变和选择，用从容而深刻的笔法表现了人们在城与乡、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尴尬的生存状态。
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阐述它们的精神特质。90年代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包含两个重要的母题：知识分子母题和城乡母题。一方面，贾平凹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因社会身份的迷失而产生的精神困境，以及他们试图在尴尬的生存中重塑自我的抗争精神。贾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乡土出身”的特点，他们的“回乡”与“离乡”是一个寻求精神出路的抗争历程。另一方面，贾平凹具有鲜明的乡土本位观，他以乡土为中心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城乡问题。90年代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反映了传统文化坚守者的生存困境与反抗精神，揭示了农民为了适应现代化进程、摆脱尴尬处境的现代性追求。
反抗生存尴尬的精神特征的形成与贾平凹复杂的个体精神因素有很大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后，贾平凹的人生观经历了两次转变。四十岁前后，贾平凹遭遇了人生的困境，他把人生看成是一种尴尬的生存；五十岁前后，贾平凹同趋平和的人生观与现实之间又存在深刻的矛盾。外儒内道的人格精神结构和外柔内坚的个性使他产生一种突破和超越生存困境的抗争精神，这种精神对作品的精神特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贾作中的超越品格以佛道思想为基点，人物的精神抗争最终大多以悲剧结局，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宿命和虚无色彩。
20世纪90年代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实现了对“现在”的书写与对“历史”的书写的融合，对“民族的”和“世界的”的辩证理解也给当代文学树立了榜样。贾平凹外儒内道的人格精神结构与“汉唐大气”的创作追求是矛盾的，贾作中的阴柔美、过于浓重的悲观、宿命色彩，与“汉唐大气”的雄浑、豪边、刚健的文风有本质的不同，这正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精神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