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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的发展，一直就是当今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焦点。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海关系的变动，不但牵引着无数中国人民亲情及家庭的悲欢离合，其政治与经济交流的影响，更牵动亚洲甚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斗争。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多数有关两岸的著述多从军事、政治、文化或历史的角度阐述或研究台海关系。然而自1979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但大幅度提高大陆人民的生活质量，亦为国际社会在中国的市场、人力资源及商业效益上，提供广大的利益与经济成长的机会。对于台湾企业在大陆的发展也是一样，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并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及颁布相关经贸政策，使得两岸人民经济的互动更加的频繁，经贸发展的问题，也因此开始介入两岸关系的政治议题与相关研究。 本论文的绪论，从经济交流的角度出发，简述两岸经贸往来的背景，由于商业行为的迅速增长与投资活动的日益频繁，导致两岸政治关系的互动与平衡增加了更多的因素和变量。特别是由于两岸之间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得过去近二十年来的政治与经济交流，形成一种“主权处于争议，而经济上却处于合作及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政治趋离、经济趋和”，“政治去中国化、经济大中国化”的背离状态，在两岸紧密的经济交流中，更明显地反映出海峡两岸相互矛盾与复杂的关系。 绪论中阐述了本论文研究的背景及动机。虽然台海两岸50多年来的政治与军事对峙，在某种程度上曾经割断了两岸人民与企业，在经贸上的联系和往来，但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二十余年来的经济交往，已使两岸的经贸关系，凌驾政治上的歧见和矛盾，并以飞快的速度迅速成长，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需求，已成为双方在政治考虑上，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即逐渐改变过去保守的经济思维，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更是带动一轮经济改革的新思潮，国家亦一改过去计划经济给企业及国家所带来的包袱，从事更多的国有企业改造和经济体制的调整。1980年代后期，为因应台湾政策的放松与内部经济转型的需求，中国更加大对台商政策的优惠与开放的力度，再加上中国市场对台商的吸引力，使得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呈现飞速的成长。 根据2002年，台湾对外贸易的统计，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和台湾的贸易总额已高达505亿美元，首度超越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这种贸易的成长，受到两岸在不同阶段政治力的影响，使得经济的交往时近时远，似疏而密，它是依托在一个“主权处于争议而经济又趋于合作”的一个环境。在这种状况下，由于两岸经济行为无法形成一种长期的规范与制度的保障，使得双方的企业在经贸交流及相互投资方面，无法对等的展开，特别在双方政治条件不成熟的状况下，往往是企业的投资与经贸行为受到政治力相当大的影响。 但尽管如此，两岸的投资及经贸交流并不因为政治上的阻碍而发生逆转。事实上，海峡两岸经济的往来，随着大陆投资环境的改善、市场的吸引力和特定产业上下游整合（如半导体）等因素的需求与成熟，已使得两岸经济互动，变得更加频繁。 根据《两岸经济统计月报》的资料显示，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会”（投审会）统计，2003年1月至7月，台湾当局核准对外投资（含对大陆投资）件数共计3，585件，金额为75.97亿，其中核准赴大陆投资金额为56.48亿美元，占台湾当局核准对外投资总额的74.35％，位居第一位。累计从1991年至2003年7月底为止，台湾“投审会”共核准30，406家台商到中国投资，总核准金额为322.58亿美元，占台湾当局核准对外投资总额的46.80％。大陆近十多年来，已成为台商对外投资的最主要选择，虽然上述的投资家数和总投资总金额，与实际投资数字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但不难看出，两岸的经济交流已经使台海两边的领导人，在作任何政治主张时，所必须要考虑到的关键因素。因此，本论文希望能从两岸经济交流的角度出发，除考虑到对台海两岸历来的政治发展及牵涉到如美国第三势力的利益，进一步从以经济的交流与发展趋势，找出用经济诠释两岸政治的另一个方向，并对两岸政治的互动模式及其对经贸政策的影响，WTO对两岸经贸政策的影响，两岸经贸互动对政治的影响及香港回归模式对以“一国两制”解决两岸政经问题的研究，得到新的启发。 本论文在第一章基本研究路径，藉由国际关系理论的套用、两岸经济交流的研究、香港回归模式的评价及国际组织的制度与规范，来检视两岸关系的发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套用方面，本文借镜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观点做具体的阐述，并套用到两岸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现况做进一步的分析。 除套用并探讨相互依赖理论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与国际经贸组织对两岸关系可能的冲击外，本章进一步对两岸历史背景以及经贸的互动与主张作具体的阐述，特别是针对1949、1978、1987及1992年以来，相关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对台海两岸经贸与政治关系的影响。本文亦从检视香港回归模式的历史背景、有关内容及实行现况，进一步讨论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实行方案和可能的模式。 WTO素有经贸联合国之称，它不但对世界经济与国际经贸领域影响极大，而且给成员国或相关的关税区带来较大的政治利益。2001年12月11日和2002年1月1日，两岸分别成为WTO的正式会员。对于加入WTO，两岸各有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动机。大陆希望利用加入WTO的机会，使国内的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并通过WTO相关的经贸法规促进国内法律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台湾当局加入WTO的目的，其政治动机则远高于经济因素。对台湾当局而言，加入WTO固然有更多拓展国际市场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台湾当局希望藉由成为WT的成员而享有更多的“国际生存空间”，并通过与其它会员国或关税区的互动，以经贸的交流为切入点，进一步推动台湾当局的“外交”而获得其它的政治利益。因此，在本章相关探讨中，亦针对WTO对两岸的冲击作较深入的探析。 本论文第二章两岸政经现况的分析。作者认为两岸问题在政治上，虽是源于历史遗留问题，但时至今日，在历经半世纪两岸情势的改变，其问题的复杂度，已衍生至台湾地区人民意识、两岸经济、亚太区域国家安全以及强权国家战略、经济与政治利益等相关问题。因此，本章除对当前国际情势及加入WTO前后，两岸政治、经济互动的转变做进一步分析外，对两岸政治现况、经济交流的发展、政治对经济的限制及“三通”政策对经济环境的影响等相关议题，亦作较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第三章产业研究。本论文认为产业的合作，虽未必能解决政治上的歧见，但两岸产业良性的互动，却一定能创造两岸经济发展的双赢之路。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两岸相互优势的配合，在全球半导体竞争激烈与大陆市场发展迅速的趋势下，优势互补应能创造出两岸在半导体产业的共同利益。因此，本章从产业研究的角度，探讨两岸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从其发展与沿革的过程，可以发觉因发展阶段与政府政策的不同，双方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各自走过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心路历程，但也正是因为其发展阶段与其所经历社会及政治环境的不同，才创造出今天两岸互补与合作的趋势与机会。 在产业研究的论述中，可从两岸半导体产业的沿革，来分析未来双方产业发展的关连性及趋势。其中，针对台湾及大陆IC产业发展的过程、全球及两岸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相互影响与趋势作具体的探析，然后针对两岸半导体产业的相关政策作深入的探讨并以SWOT分析的方式，对两岸半导体产业的资源互补及相互优劣情势，做具体的分析。WTO一直是影响中国近年来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文中亦针对WTO对两岸半导体业者布局的影响，做深入的探讨，由于影响所及，关系到对两岸半导体产业各自发展的瓶颈、市场需求及技术的升级，因此，本章亦针对两岸半导体政策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与限制作具体分析，进一步验证两岸半导体产业的合作，将如何创造经济的共同效益。 第四章两岸经济交流对两岸关系之政治环境的影响。作者认为台湾地区为全球最重要的信息产品生产基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考虑下，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不断的在技术、管理、产品、及经营模式上力求创新，并逐步把附加价值低的活动转移到比较利益具优势的半导体群聚地点，利用同文同种与地理的优势把握大陆市场机会，目前大陆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电子产品加工组装基地。因此，从两岸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互动来看，不难看出，台湾晶圆代工厂商将成为大陆半导体发展主要的技术、人才提供者;台湾晶圆代工及其上下游厂商将成为大陆半导体产业价值链的整合者，并带动大陆半导体的发展;台湾半导体厂商和相关创投基金，将成为大陆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的资金提供者;大陆市场将提供台湾半导体厂商高附加价值的市场区间;台湾晶圆代工业与大陆IC设计业及系统产品的发展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在两岸半导体产业的分工中，“台湾接单、大陆制造”或“台湾设计、大陆制造”等，已渐成发展趋势。因此，在第四章经济交流对两岸关系之政治环境的影响中，针对半导体产业对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本章将作具体的阐述和探讨，并对两岸后续可能的合作及发展，作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同时，并以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为例，探讨半导体产业对两岸交流的冲击，并进一步分析对双方未来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影响。 1997年7月1日，中国正式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及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收回澳门，恢复对澳门的主权，都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所形成香港和澳门回归的模式。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考虑，以“一国两制”的制度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一贯基本的国策，因此，本章藉由前述对香港回归模式的探讨，亦将进一步检视“一国两制”对两岸政治、经济互动的适用性。 第五章结论与建议，将综合与归纳本论文的相关探讨，对两岸现有经济政策、半导体产业政策等提出相关评论，并对以经济促进两岸政治统一提出相关建言，对“三通”有关的政策提出建议，及归纳“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的经验，对“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相关的评析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