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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战略决策需要将国家利益与科学研究目标统一起来，科学家对学科发展的认识与政治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的结合是宏观科技战略机制的重要内容。世界各国在这方面都进行过探索，这种探索依赖于国家的行政体制、科技管理体制。香山科学会议是在中国现有行政体制和科技管理体制下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措施，是形成政府—科学共同体协调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戈斯顿建立了政治与科学间一种较为完善的委托者-代理者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模式。他在这种模式中为政治的边界增添了一种有机的边界组织，这些有机的边界组织具有政治的双重性质和功能。这种边界组织式的委托者-代理者模式突破了政治与科学的线性关系模式的局限，促进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携手合作，相对保障了研究活动的求实和效益，增强了政治与科学边界的有机组织性及稳定性，较好地调节科学政治空间的契约张力。从目前情况来看，世界各国的科技政策中，戈斯顿的委托者-代理者理论是处理政治与科学关系的一种较理想模式。
本文试图根据戈斯顿建立的一种政治与科学间委托者-代理者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模型，将香山科学会议作为推进政府与科学共同体之间有机互动的一种“边界组织”(boundary organization)，作为一种同时由政府决策者和科学共同体参与的高层咨询、协调和决策机制，探讨一种政府与科学共同体关系的新模式。通过选取体现战略性要求的纳米科技、代表科学前沿的基因科技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药这三个案例，分析香山科学会议在国家宏观科技决策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运行机制及对国家科技战略决策的影响。
香山科学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科技决策。不少香山科学会议主题成为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基础性研究、高技术创新研究等重大立项的基础，对科技计划、重大科研项目的选择和学科结构的调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香山科学会议是政府主导的、小范围的、由科学共同体和科学家的权威性而形成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是经常性的，而是特例，应该使香山科学会议在政府与科学共同体之间起到一个利益协调、信息交流，最后取得决策共识的作用，并成为形成政府—科学共同体协调关系的一种常规化制度。
香山科学会议体现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为深入的自由讨论、无拘无束的争论、民主的宽松的环境，多学科的自由碰撞，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反映科学共同体的声音。香山科学会议精神应该在其他国家科技计划制定中得到推广和应用，使这种精神体现在科技政策制定的其他制度安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