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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对外开放，国外的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先是在华设立销售机构，接着又进行直接投资即FDI，设立工厂和研发机构。FDI除了给中国带来资金、工作机会，更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发展。不同于国外学者是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研究FDI的溢出效应，中国引入FDI的过程同时也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过程，因此，FDI对中国企业的溢出效应，除了在其他成熟市场经济体同样有的技术溢出效应，还有在中国较显著的制度溢出效应。所以，研究FDI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和制度溢出效应、这两类效应的协同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FDI对内资企业的效率溢出，不仅能补充目前学术界在FDI制度溢出效应方面研究的匮乏，而且能从制度和技术两方面完整地揭示FDI对东道国企业效率溢出的作用机制，具有理论价值。另外，中国的信息通信行业吸收的外资最多，受到的影响也最大，对这一典型行业进行FDI溢出效应的研究，既容易获得结果，也对其他行业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本文进行了创新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FDI溢出效应研究方面的文献分析。自从熊彼特1912年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创新"理论迄今已向"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方向演化，分别从"节约生产的直接成本"和"节约生产的交易成本"两方面解释了"创新"对企业效率的促进作用。起源于1960年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能够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之一是具有某种"垄断优势"，这种优势源于对知识资产的控制和转移，也正是因为这种优势，FDI会对东道国企业产生非自愿的"外部性"，此即FDI的溢出效应。自1960年Macdougall正式提出"FDI溢出效应"的概念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一直是针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即FDI后，其分支机构对当地产业或企业的效率溢出效应，后来逐渐拓展到对当地技术进步的影响，但FDI对当地企业制度变革的影响的研究却几乎没有，这可能缘于跨国公司及其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环境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而其海外子公司对东道国企业的制度影响不明显;也可能缘于制度的代理变量不容易找，制度创新不好量化。迄今为止，尚未有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同时阐述FDI是如何影响东道国企业效率的研究。FDI制度溢出效应的研究以及从制度和技术两方面同时分析FDI效率溢出效应的研究的匮乏，为本研究留下了探索空间。 接着，本文以管理熵和管理耗散理论解释了FDI对国内信息通信企业的溢出效应。封闭的企业系统是管理熵增系统，其效率随着管理熵的增加而递减;企业对外开放后，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及能量的交换，从外界引入负熵，产生管理耗散，效率递增;企业就是在管理熵增与管理耗散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改革开放前封闭的中国信息通信企业属于天然的管理熵增结构，企业效率随着管理熵增加而递减;改革开放后，FDI通过示范、竞争、产业关联和人员流动等渠道给中国信息通信企业带来管理负熵，为企业带来效率改善，这就是FDI的溢出效应。若将企业的熵划分为技术熵和制度熵，则FDI除了给内资企业带来技术负熵和制度负熵，还带来两者的协同负熵，对企业的效率改善更多。 再次，本文建立回归模型，计量分析FDI给中国信息通信企业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制度溢出效应及制度溢出和技术溢出的协同效应，以及这三种效应最终对内资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第一方面，以内资企业的年专利申请量代表其创新技术行为，内资企业的年新产品产值代表其创新产品行为，内资企业的年技术改造费用代表其创新工艺行为，而此三种创新又统括为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回归分析表明，FDI与内资技术创新的三个代理变量显著正相关，说明FDI促进了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而通过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证明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在FDI促进内资效率提高的过程中，中介效应显著，这说明FDI对内资企业的效率促进作用，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内资的技术创新来间接实现的。 第二方面，以内资非公经济的比重变化代表其所有制创新，内资企业在科技经费筹集额中出资比重的增加代表内资自主权的增加即组织创新，内资企业的产值利润率的增加代表内资市场化程度的增加即市场创新，而这三者又统括为内资企业的制度创新。回归分析表明，FDI确实是促进内资企业非国有化、自主经营及市场化的一个"因"，说明FDI促进了内资企业的制度创新，产生了制度溢出效应。而通过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证明内资企业的制度创新在FDI促进内资效率提高的过程中，中介效应显著，这说明FDI对内资企业的效率促进作用，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内资的制度创新而间接实现的。 第三方面，以内资的年专利申请量的变化代表内资的技术创新，而内资非公经济的比重变化代表内资的制度创新，与FDI的代理变量一起建立回归方程和结构方程。回归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表明，FDI通过促进内资的制度创新而促进了内资的技术创新，又通过促进内资的技术创新促进了内资的制度创新;FDI通过促进内资的技术创新而促进了内资的效率提高，又通过促进内资的制度创新而促进了内资的效率提高;内资技术创新促进自身效率提高的作用中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自身的制度创新而间接实现的，而内资制度创新促进自身效率提高的作用中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自身的技术创新而间接实现的。FDI对内资效率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显著，它促进内资效率提高的作用完全是通过促进内资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及两类创新的协同而间接实现的。 最后，本文以中国的移动通信制造业和TCL公司为例做案例分析。中国移动通信制造业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再到扩展频谱通信的三代发展，FDI在中国的投资一代比一代深入、溢出效应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内资企业经历了从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到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平分秋色、再到非公经济唱主角的制度变迁，还经历从只能购买、到能生产、再到自主研发的技术水平的提高，这其中FDI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TCL公司更是在改革开放后诞生，一直受着FDI影响发展起来的，在三十年间，从一个给FDI做贴牌生产的国有地方小厂，发展为在家电和通讯领域具有国内领导地位的企业集团，再到拥有制定世界彩电标准能力、在海外广泛投资的股份制上市公司。案例分析同样表明，FDI通过推动内资企业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及两者的协同而推动了内资企业的发展。 研究表明，FDI通过促进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两者的协同确实推动了中国信息通信企业的发展。据此，本文认为，内资企业一方面应努力吸收FDI的技术溢出，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提高技术吸收水平及发展技术研发能力;另一方面则应吸收FDI的制度溢出，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经营完全市场化。最重要的是，应努力营造内资企业积极创新的环境，这样才能充分吸收FDI的制度和技术溢出，从外界吸收负熵，最终走向效率递增的道路。 本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是，FDI对内资企业的效率溢出效应是通过促进内资企业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及两者的协同而间接实现的，而FDI对内资效率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显著。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第一，引入管理熵和管理耗散理论，指出FDI的溢出就是内资企业主动从外界吸收负熵的过程，会带来效率改善，解释了FDI溢出效应为正、负和不显著的原因，并对管理熵模型有所深化。 第二，首次研究了FDI的制度溢出效应，指出FDI通过促进内资的制度创新而推动了内资效率的提高。 第三，不同于以往大多数只研究FDI的效率溢出效应或技术溢出效应，首次同时考察了FDI对内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制度溢出效应，指出FDI既通过技术渠道又通过制度渠道来促进内资效率的提高。 第四，首次提出FDI对内资效率的直接影响不显著，FDI对内资的效率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内资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两者的协同来间接完成的。 本研究不仅首次分析了FDI的制度溢出效应，更首次完整地阐述了FDI通过制度和技术两个渠道来促进内资企业效率提高的机制，将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从目前宏观的效率溢出效应分析推进到微观的制度溢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分析，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虽然是针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但如果把FDI看成代表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外部竞争企业，可把结论推广为，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同行对手，企业是如何通过主动和被动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促进自身效率提高的。更进一步地，可以说，技术、制度及两者的协同进步是决定企业发展的内部直接因素，而包括FDI在内的外部因素，只是通过促进企业的技术、制度及两者的协同来间接地推动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