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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报》隶属于国民党内部的机关党报,具有强烈的阶级色彩,作为国民党的“喉舌”,其工作重心是贯彻执行国民党政治、思想的方针和政策。《中央日报》由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控制经营,凡涉及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报道均有着其明确的政治目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央日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直接反映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不同的政治、军事手段。国民党为维护其一党专制,《中央日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诬蔑和诽谤的不实报道,为此不惜违背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和伦理道德。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日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口径有了明显的变化,由西安事变前的“攘外必先安内”,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逐渐转向报道国共合作方面的内容,报道全民族团结抗战成为这一时期《中央日报》的主线,声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态度,应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中央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的相关声明和蒋介石对中共的重要谈话。中国共产党率领红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抗战策略,对日军、国军和自身做了充分、正确的分析,并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坚持团结、进步的正确方针,配合友军积极作战,在平型关等战役取得了胜利,《中央日报》亦对朱德、彭德怀所率领的八路军的胜利给予了报道,对国民政府的表彰和社会各界的评价给予了积极的报道。但国民党在与中国共产党配合的同时,并未消减对中国共产党的猜忌和顾虑,担心八路军的壮大会对自身的一党专制产生巨大的挑战,所以在《中央日报》中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抗战的同时,又不忘大量的宣传三民主义,强化自身的思想意识传播,在报纸上对共产主义提出质疑,进而堂而皇之地提出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武汉会战的结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迅速占领中国的意图破灭,转变为以“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对华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从最初的团结抗日,逐渐暴露其“反共”举动,《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的机关党报,对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制造的磨擦事件避而不谈,相反,将磨擦的责任推向中国共产党,给予了许多不实的报道。对第二次“反共”高潮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报道中,《中央日报》对新四军给予了大量的诬蔑性报道,并配合蒋介石政府发表了许多歪曲性的评论。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还击下,《中央日报》诬蔑和歪曲报道被广大民众所唾弃,中共代表参政员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强烈斥责国民党的恶劣行径,蒋介石最终因国内外的谴责,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内外交困,《中央日报》被迫刊登了蒋介石今后决无“剿共”的声明。为适应反法西斯同盟发展的需要,共产国际解散前后,《中央日报》又借题发挥,配合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发表了系列文章,并多次在报纸上发表致毛泽东解散中国共产党的电报。抗战反攻阶段,国民党为解决中国共产党相关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施压。《中央日报》记者以中外记者参观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考察,连续多天以整版篇幅在《中央日报》发表考察报道,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政权建设、教育等部分内容歪曲和不实报道,否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负面宣传。抗战即将取得胜利,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就实行民主政治和军队编制等问题上进行谈判,《中央日报》公布了国共两党谈判内容,站在自身立场出发,要求中国共产党服从军令和政令的统一,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批评。日本宣布投降,《中央日报》登载国民党军委会命令十八集团军听命执行受降决定,将抗战果实完全归功于自身。为掩盖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事实,《中央日报》刊登蒋介石三电毛泽东“共商国是”,表面上以求和平建国,实则为发动内战争取时间。通过对《中央日报》关于中国共产党相关报道的研究,总结其出以下三个特点,作为国民党舆论宣传的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为国民党政策服务的职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是国共两党在全面抗战时期既合作又斗争的晴雨表,它的报道内容随着国共合作形势的而变化。从《中央日报》的报道可以对当前的舆论宣传和引导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