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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当代科技风险的宏观架构，以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为经验研究的中层理论框架，选择作为技术之应用的转基因作物商品化在中美两国引起巨大风险争端的美国“星联”转基因玉米事件和中国转基因水稻事件为个案，试图理解嵌入社会历史背景与社会过程中的技术风险。
本研究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章概述介绍本论文的研究问题。论文的第二、三、四章致力于在当今时代变迁和社会学研究新范式浮现的背景下归纳综合技术风险的社会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第五章是对社会历史背景中的美国星联玉米事件的个案分析。第六章是对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商品化风险争端事件的个案分析。在风险的社会放大中层理论框架下，两个个案分别分析了美国关注食品安全的传统及所建立的完善的食品安全制度和中国关注粮食安全的传统及所建立的较完善的粮食安全制度，它们分别是型塑两国转基因作物技术风险的主要社会文化背景。研究者从社会建构论的认识路径，运用后现代的宣称制造分析和行动者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美国星联玉米事件与中国转基因水稻事件中与技术应用相关的风险在社会过程中的生成与放大。第七章通过对这两个同类个案进行比较，试图在其中发现明晰、可检验的命题假设，籍此朝向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星联”玉米风险事件中，自美国现代化之初以来公众对食品中添加物质的焦虑是理解该风险事件的重要文化背景。Cry9C毒蛋白到底对人类有没有致敏性？美国环保局、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等权威部门对生物技术的管理从原来的基于新技术应用实际效果的评估转变为基于风险的评估之际并没有形成适当的方法来测量。对那些宣称过敏反应的消费者的血液检测，环保局的科学报告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提交的科学报告得出不同的风险判断。安万特公司的科学报告也做出了其风险判断。由于充满了不确定性，环保局、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和安万特公司的科学报告都成为了宣称，环保组织、消费者组织、农场主、消费者等群体与个体也参与了风险的宣称制造，在群体与个体的建构中，技术的潜在危害可能性在社会过程中转变为真实的社会风险，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影响。
在中国转基因水稻风险个案中，中国社会历史中粮食危机的一直存在使得粮食安全风险相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具有了风险排序的优先地位。研究发现，中国政府作为加入行动者，建构了环境可持续粮食增产行动者网络，在政府、科学家、小麦、蓝粒和矮败之间正在形成稳定化的网络，其中转基因育种技术为通道的必经之点。水稻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目前尚未形成稳定的网络。具有反思性的政府招募绿色和平加入了网络。转基因水稻事件中，绿色和平组织通过宣称制造发起“亚政治行动”，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地质疑科学家所定义的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打破了科学界和政治界对专业知识和理性的垄断。通过对分别以绿色和平和转基因科学家为两大阵营的宣称制造的分析，发现双方采用不同修辞来框释风险。绿色和平在宣称制造中居于主导性地位。对绿色和平转基因水稻风险宣称的图尔明模型分析表明，其修辞论证的实例和理由没有保持足够的理性，其所暗含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性知识与中国的转基因水稻的风险所嵌入的社会文化背景不相符。随着宣称制造和社会互动，转基因水稻的潜在技术危害在社会过程中放大了。但是，宣称制造厘清了风险的维度，在科学家、绿色和平和公众之间形成了提高安全标准、加强风险管理的共识性的知识。
两个个案的比较表明，社会历史背景中的文化传承和利益型塑了人们对于技术危害的理解。有争议的技术风险使社会处于一种政治过程中。这种基于风险理解的社会互动过程放大了技术的相关风险。研究在政策上的意义是：当代的科技风险分析需要突破传统的科学框架，形成一个以建构论为基础的综合的风险分析框架，加强对新技术应用的民主塑造。研究有助于更深层的理论思考。中国政府在饿与怕双重困境中的转基因作物风险治理策略表明其对风险社会理论尤其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命题的深刻反思和与创造性的应对。研究表明，在仍处于第一现代性阶段、公众缺乏风险反思性而又同时面临世界风险社会威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风险治理中的合法性地位是被强化而不是削弱了。本研究对风险社会理论中国家中心治理合法性地位式微的隐含命题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