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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多元的背景下，学术研究的视角也转向了不同领域。国家法和习惯法作为解决纠纷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国家法的稳定性，严格的程序性导致它灵活性不够，而且缺乏亲切感；习惯法土生土长在民间，灵活简便，不需要很大的成本就能迅速解决纠纷。在实际生活，习惯法可以补足国家法的某些漏洞，在某些领域与国家法发生互动与融合。
本文在这种视角下，通过对吐鲁番三个村子的调查，以维吾尔族继承纠纷的解决为切入点，梳理维吾尔族传统继承规则。从“文本上的法律”和生活中“活的法律”两个方面概括吐鲁番继承纠纷解决的方式,并对这种现状进行分析。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的财产继承纠纷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纠纷发生比例相对较少，涉及标的少，主要是生产生活必需品，且在解决纠纷时,“文本上的法律”与“活的法律”有互动。
在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国家法明确规定了继承财产时应该遵守的原则和具体规则，而维吾尔族继承规则因为受到宗教信仰和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观念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其继承财产一般都遵从父母安排，实行幼子继承制，同时男女继承份额有明显差别。
本文通过对维吾尔族继承案件的分析，阐明国家法与习惯法在法律多元的背景下各自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维吾尔族民间继承规则与国家法在同一时空下存在，国家法的理性面对民间继承规则的感性显得尴尬，但二者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互动融合也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回应社会实际需要的习惯法应该是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的，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行为规则。因此，在尊重国家法权威的基础上，习惯法仍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在民事领域，特别是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方面可以让它发挥有效的作用，保留适当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