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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案汇编》与《刑部比照加减成案》是中国收录清代案例中极具代表性的两部案例汇编，收录了自乾隆至道光年间女性犯罪案件三百余件。二者均按清律的律目依次编排，与清律的律目顺序相对应。《驳案汇编》在其编撰上，从案情原委、驳改过程到量刑结果都一目了然；《刑部比照加减成案》源自刑部成案，比照其加减案考订之异同，对每则案例均载明比照律例及量刑加减之判决，对于清代女性犯罪的量刑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大清律例》为女性犯罪设立专门法条，如妻妾殴夫、杀死奸夫、妇人犯罪等。在立法上，其专门法条大多集中于奸罪、杀伤罪律例中，但对于未明确规定性别的通用法条同样存在女性犯罪的可能。通过对所有女性犯罪案件的归纳总结，从微观角度对清代女性犯罪的真实情况进行考察。了解到清代女性犯罪在司法实际运作中除案情与律例规定相符时可直接依法裁决外，还存在极多案情与律例不完全对应甚至并未规定的情况。在自由裁量权受限的清代，如何在量刑上能罚当其罪、情法相平，又能对社会中的其他女性起到或抚慰、或警示的作用，成为清代统治者与各级法官的一大难题。
探讨《驳案汇编》与《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中女性犯罪案件的量刑依据应从两方面分析。首先是法条的选取，以法条规定中是否带有性别的划分将其分为女性专门法条、男女混合规定法条和一般通用法条。相比之下，一般通用法条与男女混合法条更具普遍适用性。以清代特有的法律体系来看又可分为律文、条例，二者在实践维度上的适用程度相差甚微。其次是援引方式，在案情与律例规定基本一致的情况下直接援引法条，若有其他量刑情节可在原法定量刑幅度上加减刑罚；在无符合案情的法条存在时比引他律作为量刑依据。
清代司法部门在对女性犯罪量刑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女性在犯案中体现出的“贞”、“节”程度会对最后的量刑有所影响。清代加强了对节妇、贞女的表彰，以鼓励和倡导女性恪守妇道，从一而终。在犯罪中如若有“贞”、“节”的体现会减轻罪刑；二是女性的生理、思想与生活状态会影响量刑。如孕妇犯罪的行刑，可在产后一百日拷决。家中留有幼童无人照顾的女犯可免其离异；三是女性受尊长、丈夫胁迫犯罪可酌减量刑，因吓逼反抗的犯罪可减轻刑罚甚至免罪；最后是犯罪产生的后果及其对社会的恶化程度等均为影响女性犯罪量刑的因素。
立法上追求的理念势必要在司法中才能有所显现，清代司法官员对于女性犯罪在量刑中所反映出的司法理念可总结为：第一，维护伦理纲常、正社会风气。女性的宗之所属是家庭与婚姻，封建礼教与尊卑等级在司法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女性的贞节代表着家族的颜面，也对社会上其他女性造成影响。在褒奖贞节烈女的同时，对淫恶程度较重的女犯要给予严惩；第二，强调教化作用。立法者在立法时便对女性犯罪予以一定程度的宽宥，除奸盗、十恶不赦外一般均有减免，免枭示、免刺字。实践中女犯大多可赎，极少出现不准赎的现象，逢恩诏可免其赎银。此外，在犯案中有悔过情节的女性可酌情减轻刑罚、经监禁期满释放的女犯如知悔改可照律收赎；第三，刑罚适中、宽严相济。案例显示，逢女性犯死罪时，无论“由生入死”还是“出死化生”都几经驳审，以达到情法相平，罚当其罪。司法机关在“恤刑”、“慎刑”的同时避免过于轻纵女性、滥用刑罚。
对于清代女性犯罪量刑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清代司法追求情罪允协、罪刑比例得当、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的女性犯罪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大清律例》为女性犯罪设立专门法条，如妻妾殴夫、杀死奸夫、妇人犯罪等。在立法上，其专门法条大多集中于奸罪、杀伤罪律例中，但对于未明确规定性别的通用法条同样存在女性犯罪的可能。通过对所有女性犯罪案件的归纳总结，从微观角度对清代女性犯罪的真实情况进行考察。了解到清代女性犯罪在司法实际运作中除案情与律例规定相符时可直接依法裁决外，还存在极多案情与律例不完全对应甚至并未规定的情况。在自由裁量权受限的清代，如何在量刑上能罚当其罪、情法相平，又能对社会中的其他女性起到或抚慰、或警示的作用，成为清代统治者与各级法官的一大难题。
探讨《驳案汇编》与《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中女性犯罪案件的量刑依据应从两方面分析。首先是法条的选取，以法条规定中是否带有性别的划分将其分为女性专门法条、男女混合规定法条和一般通用法条。相比之下，一般通用法条与男女混合法条更具普遍适用性。以清代特有的法律体系来看又可分为律文、条例，二者在实践维度上的适用程度相差甚微。其次是援引方式，在案情与律例规定基本一致的情况下直接援引法条，若有其他量刑情节可在原法定量刑幅度上加减刑罚；在无符合案情的法条存在时比引他律作为量刑依据。
清代司法部门在对女性犯罪量刑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女性在犯案中体现出的“贞”、“节”程度会对最后的量刑有所影响。清代加强了对节妇、贞女的表彰，以鼓励和倡导女性恪守妇道，从一而终。在犯罪中如若有“贞”、“节”的体现会减轻罪刑；二是女性的生理、思想与生活状态会影响量刑。如孕妇犯罪的行刑，可在产后一百日拷决。家中留有幼童无人照顾的女犯可免其离异；三是女性受尊长、丈夫胁迫犯罪可酌减量刑，因吓逼反抗的犯罪可减轻刑罚甚至免罪；最后是犯罪产生的后果及其对社会的恶化程度等均为影响女性犯罪量刑的因素。
立法上追求的理念势必要在司法中才能有所显现，清代司法官员对于女性犯罪在量刑中所反映出的司法理念可总结为：第一，维护伦理纲常、正社会风气。女性的宗之所属是家庭与婚姻，封建礼教与尊卑等级在司法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女性的贞节代表着家族的颜面，也对社会上其他女性造成影响。在褒奖贞节烈女的同时，对淫恶程度较重的女犯要给予严惩；第二，强调教化作用。立法者在立法时便对女性犯罪予以一定程度的宽宥，除奸盗、十恶不赦外一般均有减免，免枭示、免刺字。实践中女犯大多可赎，极少出现不准赎的现象，逢恩诏可免其赎银。此外，在犯案中有悔过情节的女性可酌情减轻刑罚、经监禁期满释放的女犯如知悔改可照律收赎；第三，刑罚适中、宽严相济。案例显示，逢女性犯死罪时，无论“由生入死”还是“出死化生”都几经驳审，以达到情法相平，罚当其罪。司法机关在“恤刑”、“慎刑”的同时避免过于轻纵女性、滥用刑罚。
对于清代女性犯罪量刑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清代司法追求情罪允协、罪刑比例得当、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的女性犯罪问题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