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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沦陷区"中间作家"的评价问题一直是沦陷区文学的研究者们探讨的中心.张爱玲作为其中的代表,她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杰出才华,也让后人趋之若骛.尽管学术上张爱玲研究已取得了相当深入的成就,但是对于如何评价张爱玲人生和文学的取向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比较恰当的研究.张爱玲在非常时期刻意强调日常人生的苦乐情趣、安稳和平的人性,并借助作品中的言辞将自己只顾个人安稳的人生选择合理化,从而达到安稳地生活下去的目的.这一倾向在客观上与敌伪企图瓦解沦陷区人民民族意志不无契合之处.也正因此,张爱玲才会被日伪统治者利用和宣传为文化偶像,同时成为沦陷区的既得利益者.现在的评论多忽视这一点,而片面地强调对这部分作家的宽容与理解,用有选择的史实将其美化,这无疑是对历史与事实的不尊重.本文从张爱玲的人生观、文学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张爱玲在非常时期的人生取向,不仅是敌伪压制下的一种不得已的应对策略,而且也是她规避责任、自我开脱的自觉选择.同时通过对张爱玲作品及辩白的剖析,进一步揭示了张爱玲等中间派作家在非常时期的"平常"取向的实质是一种现世主义和利已主义.同时对一定时期个人的责任、操守问题作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