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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后，晚清陆军开始进入由传统陆军向近代陆军的转型期。由于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危机，清政府内外有关整顿军事的建议纷呈，其中洋务官员盛宣怀和德籍洋员汉纳根提出的仿照德国军制编练新军的条陈引起了清政府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在汉纳根方案的基础上，清政府对编练新式陆军问题展开了讨论。基于严峻的形势和编练新军的可观前景，未经充分的讨论，清政府遂仓促批准汉纳根练兵方案，并任命胡燏棻和汉纳根负责实施这一方案。由于经费不足和军官缺乏等现实问题，胡燏棻奏请将原定编练新军十万的计划调整为三万。但是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汉纳根的广泛介入触及到了新军的控制权问题，造成清政府官员的普遍反对,而使汉纳根方案被搁浅。在汉纳根方案被搁浅后的一个月中，胡燏棻仍积极呼吁编练新军。清政府转而决定由胡燏棻另行编练五千新军。虽然充满波折，但清政府围绕新式陆军的讨论和编练新军的尝试始终在继续。在这一基础上，甲午战争后，围绕如何编练新军问题，清政府展开大讨论。张之洞、袁世凯等提出了不同的编练新军方案。清政府最终决定采纳袁世凯方案，同时也认可了张之洞的自强军模式和聂士成的武毅军模式。新式陆军编练方案的确定为新军的编练指明了方向。尽管在此后一段时期里，新军的规模十分有限，但它为晚清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