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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制度构建、发展与改革的现实需要,以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和可行性分析为研究起点,经过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我国养老保障研究领域已积累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也进一步地促进了我国养老保障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同时,审视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它们往往更偏重于制度设计与其效果评价上,从制度作用对象——公民的角度展开讨论的较少;在这些制度设计与评价的文献中,又往往聚焦于正式的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即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对家庭养老等非正式养老制度则关注得较少。然而,在社会学范畴中,制度作为一种实践的规则,具有所谓的“结构二重性”。这意味着公民作为养老制度安排的作用对象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制度也并非外在的制约条件,而必须“结构化”于其作用对象的行动之中,各方参与者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其行动来实现对制度的反作用。如果低估这一反作用,必然使得制度的实施无法达到其预期效果。事实证明,在养老保障领域中逐渐凸显的种种问题,也正是由于制度与其作用对象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因此,以制度作用对象作为研究目标、弥补这一分析视角的缺失,将对完善现有理论框架、解开我国养老保障实践中的症结起到积极作用。林义教授曾在《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的制度文化根源初探》一文中指出:“西方国家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其深刻的制度文化根源并植根于西方特定的社会结构条件。”可见,养老保障尤其是现代养老保险制度安排,是否能够在我国取得成功,其制度适应性正是关键所在。如果以制度作用对象为研究起点,则上述适应性必将最终落脚于公民的养老需求上。换言之,只有在养老需求与养老保障制度良好融合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发挥其制度作用。本文选择养老需求这一角度,以行为经济学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养老范畴进行研究,正是期望能从更为微观的层面对林教授的上述观点进行继承。1.由于经济、身份、意识与养老保障程度等方面的差别,归属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公民,其养老需求往往也呈现出差异性,因此必须以不同社会群体为基本单位进行分类研究。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界定并选择了城镇普通居民群体,以其养老需求作为论文的具体研究对象。论文还对养老需求与养老供给概念作出了界定。我国城镇普通居民的养老需求是在现有制度约束条件下,为满足其养老保障偏好并愿意为其支付成本的养老保障选择。从整个城镇普通居民群体来看,其总体需求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经济、社会和制度三个方面。相对应的,城镇普通居民的养老供给是包括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与其他非正式养老安排在内的养老保障制度。通过对养老供需状况的分析可以得知:在城镇普通居民养老供需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它表现为:现有包括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及其他保障方式的养老制度安排与上述各因素影响下的整体养老需求之间的冲突。要对这一矛盾做出合理的解释,就不能仅停留于对整体需求影响因素分析上,而必须以个体为研究单位,对之在各种现实约束下所产生的需求偏差及由这些偏差所造成的养老行为背离着手分析。2.论文从对偏好理论公理的修正出发,分别指出偏好的连续性、传递性、一致性与现实个体需求存在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进而引入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有限理性”表现在决策动机和决策过程两个方面,即由于人们了解、预测、控制心智的能力具有无法跨越的局限性而导致的有限理性;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而导致的有限理性。在这两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个体最终产生了与偏好公理相背离的需求偏差,并表现为行为的背离。通过长期观察与思考,笔者认为,城镇普通居民在“有限理性”的约束条件下,至少在以下几方面产生了需求偏差与行为背离:第一,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偏好;第二,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偏好;第三,养老支付意愿;第四,商业养老保险行为背离与需求偏差。新古典框架中预期效用理论对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偏好的分析结论表明,城镇普通居民将表现出积极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与之相反,尤其是该群体中灵活就业人员与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受政策强制性约束较弱,其参保需求明显不足。产生这一有悖于预期效用分析结论的需求偏差,往往受到收入水平、政策强制性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同时,笔者运用前景理论对这一现象分析发现:由于其各种心理偏差的影响,灵活就业人员和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往往片面地认为参保比不参保具有更大的风险,而在其面临参保时,往往表现为风险厌恶,从而导致了需求偏差的出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偏好具体表现为对个人账户做实与NDC模式的选择上。针对当前个人账户“做小做实”的制度改革,城镇普通居民所抱持的疑惑与忧虑态度是研究这一问题的现实原因。论文对个人账户做实与NDC模式两种改革方案的优劣进行了具体比较,在此基础上运用实验手段这一需求偏差进行了刻画。通过实验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城镇普通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偏好上存在着框架效应、偏好逆转、后视和认知证实偏差及学习效应。通过对城镇普通居民支出心理账户的判断,反映出养老保障支出在其主观意识上具有生存型和奢侈型心理账户的双重特征。个体对属于生存型心理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意愿明显大于属于奢侈型心理账户的第二、三层次养老安排的支付意愿;同时,该群体养老支付意愿还受到储蓄、住房消费和子女教育费用等其他支出安排的制约。从对“分红险热销”现象的分析出发,论文亦对城镇普通居民在商业养老保险中所表现出的行为背离及其代表的需求偏差进行了探究。3.论文从对经济人无限自利假设的批判出发,指出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着亲缘利他、互惠利他和纯粹利他三种利他行为,究其存在的原因,笔者认为:人是混合了利己与利他两种动机的有限自利的行为主体,即“经济人”与“道德人”相融合的复杂个体。作为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受到了社会工业化、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现实冲击,然而这些制约因素并未导致家庭养老模式的消失,它仍然与正式制度安排一起,为我国居民提供养老保障。和家庭养老现有的研究角度不同,论文通过对城镇普通居民的亲缘利他需求分析指出了家庭养老保障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在此前提下,利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城镇普通居民家庭养老的微观基础,并就模型中的变量对家庭养老需求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城镇普通居民的养老互惠利他主要体现为对养老待遇的公平需求,具体反映在差异厌恶偏好和互惠性偏好两个方面。前者意味着当城镇普通居民感到自身养老待遇低于其他群体的水平时,将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并依此做出反应。后者指该群体成员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后发现其养老待遇高于其他群体水平时,将表现出让渡自己部分利益以增加其他群体养老待遇的意愿。通过对城镇普通居民养老公平需求的分析,可以看出其需求并非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结论一样,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在与其他群体比较的基础上,寻求得到公平对待的满足感。4.针对城镇普通居民养老中出现的种种需求偏差与行为背离,笔者提出了相应的矫正思路与政策建议。由于有限理性、利他需求、个体与群体福利存在差异等原因,导致了满足需求与增加福利之间存在着不同。因此,必须通过制度手段,矫正在城镇普通居民养老领域中出现的需求偏差,使其与该群体成员的养老福利相匹配,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城镇普通居民养老需求与保障制度安排之间所存在的供需矛盾。基于这一分析思路,论文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了给出了矫正偏差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一,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障城镇普通居民基本养老权利;第二,加快发展企业年金,提高城镇普通居民保障水平;第三,发挥商业保险对城镇普通居民的养老保障作用;第四,探索家庭养老保险新模式;第五,协调社会群体间的养老资源分配。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创新:1.在研究思路上,本文界定了城镇普通居民这一特殊群体,从其养老需求出发,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解决该群体养老的现实供需矛盾将产生积极的意义。2.在研究方法上,选择行为经济学为主要工具,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实验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理论成果,对城镇普通居民养老需求偏差及其行为表征进行了刻画,并探究了需求偏差产生的深层原因。3.在研究结论上,通过与新古典框架的比较分析,针对城镇普通居民特有的养老需求偏差,给出了矫正偏差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