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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传播是美国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传播学研究领域,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将成为我国未来传播学、社会学、医学、公共政策科学等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领域。健康传播要把医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公众改变态度和行为来降低各类疾病的发生风险,有效提高人群的健康素质、保健水平和生活质量。从大众传播的视角看,健康传播是通过大众媒介传播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科学、正确、规范的传播将使疾病预防控‘制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从媒体能否科学建构健康议题的角度,以我国报刊艾滋病报道为例,对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媒体报道方面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改善非科学性现状的建议,希望还原给受众一个真实的健康信息。
论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概念入手,分析科学性与非科学性的涵义,指出非科学性产生的两种渠道,一是科学信息本身的非科学性,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科学体系本身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成长过程中,科学问题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争议性,因此媒体不能轻易报道、转载正在进行中的科研项目和尚未成熟的医学成果和医学观点。有些医药科技成果,当时的理论检验是科学的,但对其中远期的效果还无法检验确定的时候,匆忙发布可能会造成消极影响。二是科学信息报道的非科学性。是媒体在建构科学信息的某一环节处理不当造成的。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一定要要尊重客观规律,讲究实事求是,不夸大,不合理想象。做到符合科学性需要注意的三个基本点:准确无误地报道和评价科学事实；健康新闻要规范用语；健康新闻应力求通俗化。
第二部分具体分析非科学性产生的成因,主要从科学、政治、文化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一是科学的不确定性,给记者正确建构议题带来挑战；二是政治方面的因为,体现在该议题是如何被讨论的,资源是怎样被分配的,影响人们的健康因素是怎样被定义的,以及谁来制定关于健康议题的决策等。政策议程影响着媒介议程的科学性建构；三是文化标准的冲突,也可以说是传媒界与科学界的不同话语体系,影响着健康新闻准确性的判定标准。在健康传播中,科学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如果以新闻的标准、办事规则和运作规律来支配健康新闻报道,认定新闻性第一,可读性及正确性次之,后果会使报道扭曲或与科学性产生偏差。
第三部分选取《人民日报》、《=京华时报》和《健康时报》,借以三份报纸近期艾滋病报道事件为例证,对媒体的议题建构进行内容分析,根据现状,描绘出我国媒体健康传播中主要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非科学的表现:如烙印化建构、混淆概念、表述不清、通俗性与科学准确性的冲突、含有不正确的艾滋病相关信息等。
为避免影响健康传播的效果,甚至产生误导受众,针对这些问题并基于第二部分的成因分析,第四部分提出一些改进化的路径,如要避免煽情与烙印化的报道,媒体要本着客观、理性的原则去宣传报道艾滋病；提高新闻报道科学性、准确性,处理好与通俗性的关系。把与公众相关的科学知识准确的传递出去,把宏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宗旨,尤为重要的是要以科学的精神报道科学。同时也要注意处理好与通俗性的关系,确保传播的东西不使大众难为理解；提升报道和外国编译的品质、组专家评定小组:加强新闻记者的在职训练、培养专业化的报道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知识储备、知识专业化程度,“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科学设置艾滋病报道议程等。
其中,建设一支既懂新闻业务又懂医药和健康知识的编辑记者队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科学、规范、准确地传播健康信息。美国高等院校传播院系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着手使公共健康传播工作者的培养向专业化方向迈进,而我国的现行健康传播体系中,既没有充足的专业传播人员,也缺少培养专业人才的机构。比较起来,我国的媒体更应与时俱进,相应调整思路,一方面抓紧对健康报道领域专家型记者的培养,另一方面重视对既有新闻专业知识又有其他相关专业知识人才的引进。通过自身的努力,期望我国媒体健康传播的质量能得到改善和提高,向更专业化、大众化方向迈出坚挺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