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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以新近影印披露的沙孟海早年日记《僧孚日录》为主要文献，从早年师承、交游的角度，对沙孟海书学（含印学）思想的形成进行了探究。基于学术师承与艺术史立场的考察，分别列举冯君木、赵叔孺、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葛夷父、吴公阜为论文框架人物，构成四章，就以下几个核心内容展开论述：（一）冯君木与沙孟海的由文及艺之路；（二）赵叔孺、吴昌硕与沙孟海的“阴阳”之论；（三）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与沙孟海的“于二王外辟一路径”；（四）沙孟海与葛夷父、吴公阜相约攻书论印。每章皆有独立分论点，基本上涵盖了沙孟海书学思想几个重要方面在早年的形成情况，从中得以窥见沙孟海在文与艺、新与旧、阴与阳、碑与帖、显与晦等诸多对立方面的吞吐含化。而此一能力的养成，正是沙孟海在与师友的交谊中对人生、对艺术的探索中得来；此一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个性与识度，正可以寻绎出沙孟海书学思想的演变与主张的形成。早年沙孟海所受师友影响尤大，堪称有“参与筑基”之功。
沙孟海书学思想绍承清末民初的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等人开启的近现代书法主流而来，是现当代书法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之一。此一主流从晚明而起，又因清末碑学的隆盛而再次复兴，是对“二王帖学旧路”的超越，亦为沙氏一生书学志趣之所在。而这种基于时代特色而实现对前代主流（传统）的超越性与时代性，具有当代主流的价值。而印学上沙氏对赵叔孺、吴昌硕二氏取法的侧重与其印风趋向吴氏的转变，亦可作如是观。观当下赵、吴二氏印风的显晦，可知近代以来时风的延续性。故而，对沙孟海书学思想的溯源，旨在明晰其对清末民初诸家的承接与发展，也是为当下书法的发展溯源。
本论文采用考、论结合的论述方式，试图在事实的考证中，逐步建立对沙孟海早年书学思想形成的脉络式解读。由于《僧孚日录》尚属新刊，故而亦对某些事实及论断进行了若干力所能及的澄清与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