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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结束后,以三八线为界,朝鲜半岛分裂成南北两部分并分别建立了政府,原来左右翼之间的对立也升级为朝韩两国之间的对立,其对立的强度和规模日渐加剧。朝鲜半岛分裂六十年以来,两国之间互不信任的壁垒日渐高筑,隔阂显著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民族经历着骨肉分离、死生不明的痛苦。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结束,朝鲜当局的官方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与韩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得到缓和的同时,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也活跃了起来。朝韩两国一反之前的对立局势,朝鲜半岛开始呈现出和解和统一的可能性。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领域也开始涌现出大量的统一主题小说。在这一时期,朝鲜的文学创作虽然并未完全摆脱党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但随着当局将1995年定为统一的一年,作家们深受鼓舞,将一直深埋于心中的民族分裂之痛和对于离散亲人的思念之情通过文学作品挥洒出来。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统一主题小说可谓意义深远。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金正日离世后其继任者金正恩领导在朝鲜的确立,朝鲜半岛的分裂问题集中了整个世界的视线。朝鲜文坛呈现出区别于其它时期的显著特征,在当今世界局势下研究这一时期的朝鲜文学则显得尤为必要。考察当今国内外朝鲜文学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对于20世纪90年代朝鲜文学的研究工作仍然停留在基础阶段,甚至连最基本的资料收集和甄选工作都尚未完成。大部分的论文都是反复选取其中几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结果难免偏颇和狭隘。因此,本论文特意选取20世纪90年代以后《朝鲜文学》中所登载的统一主题小说为研究对象,从统一主题小说的主题及作家的创作手法进行全面分析,关注朝鲜文艺政策的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以期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朝鲜统一主题小说的研究工作产生现实性意义。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在整理和考察既存研究史的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第二章以20世纪90年代前后为考察基准,分析朝鲜的统一文学话语。考察1990年以前的统一文学可以发现,处在冷战时期和整齐划一的社会背景下,文艺政策和创作也呈现出整齐统一的面貌。作家们在党的文艺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创作,反映党的思想。但1990年以后,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朝鲜文学表现出多变的面貌,文艺政策和作家的创作开始出现背离的态势。这一部分在本论文对于统一主题文学作品创作背景的考察中占据重要比重。第三章以时期和地域为划分基准对统一主题小说进行分类考察,全面把握统一主题小说的文学脉络。纵览1990年至2010年的《朝鲜文学》可以发现,随着朝韩两国外交关系的缓和,朝鲜当局对韩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在此背景下,1989年林秀卿访北事件,以及黄皙暎等多位作家和民间团体的访北之行在朝鲜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统一热潮。因此在1994年金日成去世之前,涌现出了大量的统一题材的作品。但随着金日成离世后金正日领导的开始,这种创作潮流又重新出现了停滞。究其原因,金日成去世前,当局决议宣布把1995年定为统一的一年,因此作家们也响应这一决议,在作品创作中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心血,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对离散亲人的思念之情。但金日成去世之后,随着金正日体系日渐巩固,朝鲜经历了三年之久的“遗训统治”和自然灾害,作为党的政策的代言人,作家们并不具备创作统一题材作品的社会条件。可以说,1990年以后朝鲜对内外政治体制变化和经济上的变化是推动朝鲜统一主题小说内容发生变化的重要动力。第四章以具体的作品为例,从意识形态特征、民族性和人性的层面分析了统一主题小说。从特殊的社会环境这一前提来看,朝鲜文学未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层面的束缚。作家们必须通过作品来体现社会主义朝鲜的优越性,诸如“‘我的国家、我的朝鲜’最好”。即使在统一主题小说中,这种意识形态特征也非常明显。可以根据地域的不同将作品分为朝鲜、韩国、海外同胞三种类别来考察。在展现朝鲜生活题材的作品中,意识形态特征主要通过对朝鲜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以及对赐予人们幸福的金日成、金正日的无限崇拜等方面来体现。在反映韩国和海外同胞生活题材的作品中,主要体现在对所处现实的不满和对朝鲜社会的憧憬和向往等方面。这种憧憬很自然地转化为对金日成、金正日的崇拜,同时强调了由金日成、金正日来实现统一的必要性。作品中将金日成、金正日神化的同时,夸大其辞地评价他们为民族的救世主、世界的救世主。因此不管现在的生活如何,作品中的主人公们都带有想要回归朝鲜的归乡意识,把自己漂泊流离的不幸命运归结为离弃祖国的惩罚,认为真正的幸福只存在于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怀抱中。民族性特点主要体现在强调全民族应团结一心实现统一的民族主义方面。朝鲜与韩国,虽然分裂为两种不同的体制,但它们毕竟是同一个民族。因此朝韩两国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是都围绕统一问题提出过各自的统一方案,并为此一直不懈努力。20世纪70年代初期,朝韩两国一致表示统一是民族内部问题,不应依靠外来势力,应该靠本民族自己的力量实现统一。同时两国也在绝不能再发生同族相残的战争上达成一致。另外,朝鲜于1986年提出“朝鲜民族第一主义”之后,金正日在1992年发表的《主体文学论》中主张发扬“朝鲜民族第一主义精神”。当然也有人诟病朝鲜的“民族第一主义精神”是为了区别1980年末开始的东欧剧变掩饰和隐瞒朝鲜社会所处的危机局面而使用的一种策略。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统一问题虽然不能单纯地局限于狭隘的民族内部问题,但在民族问题上,决不依靠外来势力,通过全民族的努力来解决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朝鲜文学通过文学作品这一媒介,肩负着以“朝鲜民族第一主义”的思想来教化人民的重任；同时,从另一角度来看,它也是为了提早实现统一的一种努力方式。考察朝鲜的统一主题小说可以发现,作品中有大量内容体现了朝鲜为了克服外交困难所采用的措施,强化教化目的的意图,以及民族主义精神的主张。作品积极刻画了朝韩两国,以及海外的其它朝鲜民族为了开启自主统一、和平繁荣的新时代,“自己全民族”齐心协力、努力奋斗的内容。作品中展现出的人性特点可以视为这一时期朝鲜文学最显著的变化。朝鲜的文学艺术政策向来将审美价值的追求置于次要位置,而更侧重于强调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体现着目的主义的文艺观。即,朝鲜文学艺术创作的政治意图在于礼赞领导者,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以及实现朝鲜半岛革命。但是在特殊的社会状况中,深藏在作家们心中的关于分裂的伤痛,以及对于离散亲人的思念之情自然流露出来,并原封不动地呈现于作品中。作品描述了人们对生死未卜、下落不明的亲人的思念之情,无法尽孝的遗憾之情,只能通过信件联系的煎熬。作品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人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得不彼此思念的痛苦心境。这些作品以战争的伤痕、分裂的痛苦、亲人间的生离死别为题材,一定程度脱离了以往朝鲜文学的公式化模式,可谓是这一时期文学最突出的成果。第五章以叙事学原理为基础,考察了统一主题小说的叙事理论。这一时期的统一主题小说虽然呈现出变化的面貌,但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公式化模式。作品的叙述模式大部分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和潜在型作者叙述的方式,旨在增强小说的真实感和可信度。而大部分小说都采用镶嵌式结构,由外部框架和内部故事两部分组成,使用现在-过去-现在的空间构造,通过视点的自由性提高作品的文学性。即由一位话者讲述框架故事,并介绍内部故事,引起读者的兴趣；同时另一位话者来引导内部故事发展,给读者带来新的趣味。相比于单一小说,这样的结构能够增加读者可信性。作品中的主人公在现在的安逸生活中通过某种媒介、或以某个事件为契机,陷入对过去的回想,进而抒发分裂带来的伤痛和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批判作为分裂根源的帝国主义和韩国当局反对统一的部分势力。结尾表达对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崇拜,强调由他们来实现统一的必要性,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另外,情节模式方面也没能脱离公式化模式。人物构成主要以朝鲜生活为中心进行自我化,对韩国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有失偏颇。朝鲜的生活被描绘得非常富足和自由,而与此相反,韩国人们则在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中过着暗无天日的不幸生活。即,作品内容缺乏对韩国的客观认识。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20世纪90年代以后朝鲜统一主题小说所呈现出的里程碑式变化。这无疑是作家在党的文艺政策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创作。这些作品体现了朝鲜社会的公开理念以个人的心理的层面作为媒介向非意识形态体系过渡的新倾向。第六章论述了统一主题小说的意义和局限性,作为本论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