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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体系,媒体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政党、政府、利益集团和民众,都经常性地利用媒介来推销政治主张、表达利益诉求。传统媒体往往被利益集团控制和利用,成为其影响公众意见和引导公共政策的工具;相比之下,网络媒体的独立性更强,并且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政策过程产生新的影响。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受到网络媒体的影响日益凸显。公民了解和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执政者了解公民的政治观点和利益诉求,都在网络媒体的介入和中国政治体系的独特性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一些深刻的转变。它不是对传统公共政策过程模式的彻底重构,而是在当代政治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发展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引发的新兴媒介形态和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交互的过程。其中的当局、利益群体、精英、社会大众等结构,贯穿在政策议程设置、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政策执行和反馈等过程中,与网络媒体产生互动,表现出引导、整合、控制、协作、抗争、说服、动员、评价、监督等各种形态的功能。政治系统适应网络媒体带来的新型沟通方式造成的环境改变,实现政策过程模式的调整,促进公共政策的优化,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等研究方法,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进行探讨。纵向上,主要集中于网络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政策执行和反馈等政策过程的阶段中所扮演的角色;横向上,探究网络媒体在政策过程中与当局、利益群体、精英、社会大众等结构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如何形成到网络媒体在政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模式,并通过在每个环节与传统媒体的比较,揭示网络媒体对政策过程发生影响的特殊性。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为政策过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研究在综合参考国内外关于政策过程的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借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架构,按照政策过程的一般理论框架,将其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来进行研究:政策议程设置、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政策执行与反馈。关于媒介效果的研究揭示了媒体对政策制定者、社会大众等群体的态度、取向、行动等的影响,关于公共舆论的研究揭示了媒体在促进公众政治参与方面的作用研究。它们为研究网络媒体与政策过程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众多研究都显示了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以及在具体议题上影响人们的态度和意见倾向的重要作用。当代中国引发政策议程设置的源起主要包括政治领袖和政治精英的提议、利益群体的诉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媒体倡议等。它们很多时候以不同组合的形式出现,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了政策议程设置的三种模式:来自政治系统自身的“内部发动”模式、来自社会生活其它系统的“外部发动”模式、政治系统自身发起并与社会生活其它系统发生互动的“动员”模式。在其中,传统媒体扮演着连接政治系统和社会生活的其它系统的“中心”角色,而这种“中心”地位实质上受着政党、政府和强势集团的控制,发挥着协助控制舆论进而影响议程设置的作用。网络媒体削弱了这种控制力量,赋予了普通民众一部分对议题的选择权,并通过促进精英的互动,引发比较强烈的网络舆论,使问题得以进入政策议程。第三,政策过程贯穿着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利益问题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存在的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观察社会生活的重要视角。网络媒体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呈现出不同作用模式,根据施加影响的策略、主要意识形态、政治资源调动能力等具体维度,分类归纳为:机构性群体的控制-灌输模式、社团性群体的协作-引导模式、非正式群体和非社团性群体的激进-抗争模式。网络媒体与利益群体的互动对政策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经过网络媒体的综合,形成了强大的带有倾向性的网络舆论。这种利益综合的发展方向极可能导向对立的极化,也可能导向一致的非极化。第四,网络媒体在政策执行和反馈中具有动员教育、评价监督的功能,功能的发挥受到国家对网络媒体管理模式的影响,包括针对主流网络媒体的直接控制模式、针对大型商业网站的协商引导模式、针对草根网络媒体的监控疏堵模式等。网络媒体能够为政策监督和评价提供更加真实的反馈,同时也具有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