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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为贯彻毛泽东的干部下放参加劳动和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以走“五七”道路为名,将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大专院校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等类人员下放到农村进行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的场所。“五七”干校的产生和兴起既有思想理论上的根源,也是当时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同时还离不开文化大革命特有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共形成了干部参加劳动的传统,毛泽东高度评价干部参加劳动,把它当作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根本措施。随着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展开,干部下放参加劳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极大地推动了“五七”干校的产生。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后,走“五七”道路成为一种时髦。“五七”干校以“五七”为标志性字眼,并把“五七”指示作为建校的指导方针,因此,“五七”指示对“五七”干校的产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知识分子固有的偏见,使中共在1950年代中期提出了“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主张,随着“左”倾错误的升级,又逐渐演化为“再教育”的理论,成为“五七”干校产生和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大革命初期,“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各级政府机构的精简产生大量的闲置干部,再加上被打倒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形成了庞大的闲置干部队伍,如何安置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五七”干校就是适应这种直接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五七”干校产生后,新闻媒体的大肆宣传、当时政治信息传输过程中的虚假迎合、毛泽东的独特影响力以及中共在历史上形成的通过树典型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方式,促使“五七”干校在各地迅速兴起。“五七”干校产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因而各个方面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多数干校在建立过程中,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并且多以农业为主,兼搞工业、副业,力争实现“粮油肉蛋四自给”。干校的日常活动主要是生产劳动、政治学习和各种批判运动,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切活动政治化。干校学员日常的生活、劳动、言行举止都被提升到政治高度,随意上纲上线。干校学员的不同身份,在干校中的不同境遇,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心态。学员的心态是复杂的,也是动态变化的,不同类型的心态在某些学员身上往往是并存或交替出现的。“五七”干校经历了产生、发展、没落和终结的过程。1968年春,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出现,拉开了全国兴办“五七”干校的帏幕。柳河“五七”干校建立后,在最初五个月的时间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68年10月,《人民日报》刊发了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的社论和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后,柳河“五七”干校被树为学习的典型,全国掀起了宣传柳河和到柳河参观的热潮,继而兴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全国。1971年前后,各地“五七”干校相继转入轮训在职干部阶段。由于干校学员身份的变化、思想上的波动以及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与落实,使各地干校开始出现了冷清的局面。尽管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发出了“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号召,媒体也进行了相应的宣传,但“五七”干校并未因之而改变命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五七”干校基本上是有名无实了。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存在了十余年的“五七”干校在现实中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