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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和经济环境相互影响，如果把政府的战略目标、政治体制和经济环境作为外生变量，那么经济政策可以看成是一定约束条件下的内生选择。而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将会伴随着政府政策的内生演化。本文沿着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对一些特定的宏观问题进行研究，从一定的经济背景出发，分析政府政策产生和演化的内在机制。
第二章分析我国政府7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从开始鼓励适当的收入差距到后来的共同富裕、和谐社会政策提出，收入分配政策演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相对稀缺，财富相对集中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在市场化改革早期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此时对穷人的教育支持既可以缓解信贷约束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分配不均，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减少富人的安保支出，减少资源浪费，从而是对富人和穷人都有利的帕累托改进。我国政府后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富裕政策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提出来的。本章进一步提出政策建议：增加基础教育支出、提高居民整体的教育水平、降低收入差距可以降低社会安保支出的同时，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促进经济转型。
第三章分析两个问题：第一、我国政府金融政策从管制体制向市场化体制转换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第二、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后，为什么融资体系继续向国有企业倾斜，为什么对私有企业的融资政策表现出既支持又限制的特征。本章首先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里，从政府视角分析第一个问题。政府总是希望用最少投入换来整个社会最大的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早期，个人收入和自有资金有限，政府与其花费大额资金改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杠杆，不如直接选择一部分体制内企业为其做融资担保，并通过体制内企业的创新行为带动整个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为企业担保需要政府承担风险成本，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个人自有资金充裕以后，政府改善金融市场以提高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杠杆，更有利于企业融资和创新投资。对于第二个问题，本章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假设创新行为存在规模报酬，即大企业有创新优势，政府更愿意通过控制金融市场为建立大型体制内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政府目标向体制内部门倾斜，导致金融改革相对滞后，政府行为偏离社会最优选择。
第四章在熊彼特模型框架内分析金融管制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发展中国家早期阶段资金稀缺，如果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又要求资本密集投资，两个条件叠加使得经济必然会内生出一套特殊的资金分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应的将会演化出以资金配给和低利率为特征的金融管制制度。而另一方面，低利率和信贷配给所牺牲的企业低效以及政府对于企业过多的保护又会进一步造成资本集中，从而容易形成以资本过度投资为特征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种模式容易使经济陷入增长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