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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欧亚七国出现的名义账户制改革无疑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它第一次实现了预筹积累制与传统现收现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完美结合。在名义账户制理论中,名义账户利率确定与指数化变量选择是极其重要而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也是不同制度之间进行优劣比较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首先,名义账户制的出现和发展既是许多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全球化挑战而原有制度又缺乏适应性的主动尝试,也是无法转向完全积累制(如果转向完全积累制将面临巨额养老金隐形债务的偿付压力)的被动选择。但无法否认,名义账户制兼具了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的特点和优势,极大地克服了原有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把较低退休年龄与较高待遇水平之间只能必具其一的选择权交给了所有社会成员,通过精算的方式实现社会团结。但是在面对契约权利和再分配等社会价值目标考量时,一个纯粹的名义账户制并非是一个理想的名义账户制,因此在引入名义账户时不仅需要在过渡期处理好既得权益、转型速度、残障待遇和遗属待遇等诸多相关问题,而且还需要在制度要件的设计——特别是名义账户利率指数化变量选择上更具灵活性。
其次,理论上确定的名义账户利率是名义账户利率指数化变量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人口和经济稳态与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成熟(全覆盖)的假设条件下,萨缪尔森(Samudson)及其追随者利用世代交叠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名义账户利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与劳动生产力增长率之和。但是,这一结论所基于的假设条件是过于苛刻且不现实的。因此,瑞典学者另辟蹊径,利用复式记账法和独特的缴费率评估手段得到了新的结论:名义账户利率等于使养老金计划的净现值在任意长度的时期内保持不变的收益率。显然,这一理论最大贡献就在于放松了经济和人口稳态与制度成熟的假设条件并扩展了名义账户利率理论的适用范围。当然,如果保持人口和经济稳态与制度成熟等假设条件不变,基于复式记账法得到的名义账户利率与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得到的名义账户利率是完全一样的。
再次,名义账户利率指数化变量选择是在名义账户利率理论指导下的一个政策制定过程。一般而言,可以得出如下几条规律:其一,如果选择GDP增长率作为名义账户利率指数化变量则必然要求具备人口和经济稳态、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和工资总额占GDP比例固定这三个条件；其二,如果选择缴费工资总额增长率作为名义账户利率指数化变量则必然要求具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或基本全覆盖)这一条件；其三,如果在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且人口已经或即将进入老龄化阶段的条件下选择平均缴费工资增长率作为名义账户利率指数化变量则必然要求建立自动平衡机制(或者其他财务调节机制)。
最后,名义账户制有利于破解中国当前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遭遇的困局,但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其中,名义账户利率指数化变量选择将成为整个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制度覆盖面狭窄到全覆盖这一快速进程必然要求名义账户利率指数化变量选择把积累制因素考虑进来,通过在不同阶段设定不同的名义资本和做实资本权重来构建名义账户利率合成机制,既要反应了人口和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又要把扩面后巨额收支结余的市场投资收益情况体现出来。这是对名义账户利率指数化变量选择一般规律的应用,也是对这一规律的补充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