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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时限制度是提升诉讼效率的重要制度。随着诉讼的增多，法院和当事人需要尽快解决纠纷，举证时限制度的引入也就顺理成章。然而举证时限制度是我国修改次数最多的民事诉讼制度之一。因为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都有自己的举证时限制度，为法律继受增加了难度。同时，我国有强调实体正义的司法传统也使得举证时限制度无法完全发挥其重视程序正义，提升诉讼效率的作用。举证时限制度的多次修改反应了我国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的制度选择以及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的矛盾冲突。 现行的举证时限制度也是这两个矛盾之下的产物。该制度目前在立法上的逻辑问题和司法上受到的冷遇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完善的解决举证迟延问题的制度。笔者将主要采用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对举证时限制度的来龙去脉进行叙述，同时提出自己再建构举证时限制度的建议。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有四个部分，详述如下： 第一部分是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变化。从立法发展史和司法实践两方面进行叙述。立法发展史回顾了我国从吸收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严格失权，再到转向大陆法系的自由评价式失权，最后走向更加柔化的“柔性失权”的举证时限制度的全过程。在承认我国继受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举证时限制度失败的同时，也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在于司法解释的空间不足以容纳举证时限这一个综合性制度。在肯定我国转向类似的大陆法系主要国家证据失权制度的基础上，也对现行举证时限制度的逻辑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其是试图兼顾程序利益和实体正义失败的作品，也是自由心证和法定证据制度结合的畸形产物。 司法实践部分主要围绕变化最为剧烈的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改革后的司法状态，以分析案例为主。笔者认为举证时限制度的进一步柔化的结果背离了立法预期，立法上的逻辑失误使得法官并不适应进一步柔化的举证时限制度。 第二部分是国外举证时限制度的比较。笔者介绍了举证时限制度发展史上的两种主要模式，即法定顺序主义和自由顺序主义。同时对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概括出其中的三个主要区别。即在诉讼阶段性的要求上，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要求要比大陆法系主要国家严格；在对待自由心证的态度上，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比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彻底；在当事人权和法官诉讼指挥权之间，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强调法官对全案的把握和分析而英美法系强调当事人的推动作用。 第三部分是指出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问题和成因。笔者认为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混合了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两种逻辑结构不同的制度，同时，在制度建设上缺乏总体架构和学理逻辑上的一致性。导致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是我国分别引入了对自由心证看法不一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制度。同时在制度上踌躇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理念之间也是我国制度缺乏逻辑上的连续性的重要原因。 第四部分是再建构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建议。笔者认为应该完全回归大陆法系主要国家自由心证式举证时限制度，同时有选择性的吸收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促进诉讼效率的配套制度，如证据交换制度，答辩失权制度等。同时，法律规定的作用应该转向提示法官综合全案状况进行诉讼迟延的分析，明确法官释明的范围，对实体正义要加以法律规定如听审权的引入。比较有我国特色的其他制裁制度特别是费用制裁制度，应该转为对另一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损失的赔偿和己方不当诉讼行为的惩罚，而不仅仅是当事人对法院的赔偿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