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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戏剧的时代。中国现代话剧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后，逐渐走出了“政治国家”的束缚，开始向市民社会回归：以表现市民阶层生活，反映市民人格和情感发展的市民话剧走上戏剧舞台的前端，满足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观赏需要；而在本时期众多的市民话剧创作中，杨绛创作于沦陷区上海的戏剧作品独树一帜，一方面对于上海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反映，世态人情的描摹传神到位；另一方面，挖掘和发现隐藏在世态人情之中的文化意蕴，对于处在中西文化交融、碰撞下的现代都市市民进行了精神和文化上的观照，从而实现了作为一名学者进行戏剧创作所独有的立场。
本文将视角置于四十年代市民话剧的发展背景下，以沦陷区上海的市民话剧创作为参照系，以于伶、周贻白和杨绛的戏剧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文本，通过对比和对杨绛作品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剖析，试图揭示出杨绛作为一个具有中西文化背景的学者创作出的市民话剧所蕴含的人文关怀和文化价值。主要包括以下部分：引言：探讨话剧的市民文化品格和杨绛戏剧研究概况；第一章阐述四十年代中国话剧的市民化趋势，并以沦陷区上海的市民话剧创作为例，通过对于伶和周贻白作品的分析，得出“此时此地”两种不同的市民话剧创作范式；第二章从主题、人物形象、语言三个方面探讨杨绛戏剧中的市民化因素；第三章从创作背景、艺术风格和文化意蕴三个方面探讨杨绛戏剧中的文人化倾向；结语总结杨绛作为学者进行市民话剧创作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