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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范围的全面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世界人民奋起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战争的结果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推动与促进了世界发展模式由战前以对外扩张、征服及掠夺与对内压榨为内容与表征的侵略发展模式向战后以国家体制的自我完善与国际关系的平等依存为内容与表征的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中,日本作为战前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后以侵略扩张、征服与掠夺作为国家发展的政策工具,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直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折不扣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战后,日本在经过反法西斯战争和民主改革的洗礼,消除了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战争性质,走上了“科技立国”、“教育立国”、“贸易立国”等通过发展机制的自我完善与世界各国平等依存,共存共赢的“和平国家”发展道路。日本走上以侵略求发展的战争之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封建武士的战争传统是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历史缘起。其中,16世纪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为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及构建在该项政策基础上的侵略发展模式提供了先验式的思想素材与实践范式。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家有关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成为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导源。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发动的侵略扩张与殖民掠夺的深刻影响。美国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使日本沦为殖民地的同时也使其从直观上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发展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因此提出了效仿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扩张与掠夺的时代发展命题。明治维新确立起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为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举行了政治奠基。明治思想家对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为侵略发展模式进行了思想观念上的奠基。明治三大外征、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大陆政策的出笼标志着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经济领域充斥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国家宪政体制上的封建反动以及军国主义主导社会意识形态规定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内容与特征。走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之路是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运作的逻辑结果。由于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在制度环境上所形成路径依赖导致进步力量改造国家发展模式的努力最终趋于失败。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失败与政党内阁的垮台说明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体制内对近代侵略发展模式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也遭到了国家政权的彻底镇压。世界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经济,严重恶化了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以此同时,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为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军部法西斯势力通过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手段攫取了国家政权推动日本走向全面的侵略战争之路并先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在战争期间,法西斯在国内构建总体战体制,强化政治统制与经济剥削,动员全国资源投入战争;同时构建东亚新秩序,在占领区进行血腥屠杀与残酷剥削,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奋起抵抗,导致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最终走向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严重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能力,打破了国际法西斯的战略计划,有力地配合与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动摇了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根基。太平洋战争消灭了日本海军,重创了日本陆军,从而摧毁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台柱—法西斯的战争机器,使盟国在战后改造日本发展模式成为可能。在战争期间,盟国及日本进步力量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日本发展模式的构想与方针政策,并根据这些构想和方针政策在战后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用强制的手段打破了日本发展模式对于军国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推动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向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经过反法西斯战争与民主化改革的洗礼,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拓展的发展道路。和平宪法的制度规范、政府主导型的计划经济、科教立国与贸易立国的政策措施、“轻军备、重经济”的外交路线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的内容,通过体制的改革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实现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从而挖掘资本主义的潜力成为了战后和平发展模式的特征。和平发展模式的形成与运作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且健康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了战前用侵略扩张所希望达到而未能达到的国家发展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变,日本经济发展因其与时代发展脱节而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日本右翼势力乘机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赋予日本以战争能力等政治诉求,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剧对战后和平发展模式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当前日本自由主义力量基于和平宪法根本精神就国家在新世纪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提出的设想与建议,强调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只有坚持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平等依存的自我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