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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是一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积极精神诊断,是以危机感为基础的,对社会现实进行辩证否定的怀疑、批判与建构的自觉意识。忧患意识表现出来的是社会主体对改造世界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能动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精神驱力。与忧患意识相对的哲学范畴是祝福意识。祝福意识是知性思维方式的外部情感表现,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肯定性判断。祝福意识容易走向膨胀,在实践中往往只是片面地肯定现实,而不会批评地诊断现实,常常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在认识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化过程中,肯定性和否定性思维的分裂,特别是否定性思维的发展是忧患意识出现的基础。肯定性与否定性思维分裂的力量不可能来自外部世界的“机械力”,而只能来自主体自身较高的智力。唯有知识修养较高,社会阅历丰富,具有强大的使命感的人,忧患得最早、最深、最长。历史上一批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在生成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中无不都是最初的忧患意识者。
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优秀品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先秦诸子面对历史大转折,出于对历史使命的精神诊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忧患意识。先秦诸子开创的忧患意识传统被中国历代知识阶层继承和发展,但由于社会环境、民族命运、个人际遇的不同,忧患意识的表现形式也各异。根据中国古代文化的演进节奏,先秦士人忧患意识的重点是忧道,强调立德的要求；汉唐宋士人忧患意识的重点是忧君,强调立功的要求；明清士人忧患意识的重点是忧天下,以立言的方式强调变革的要求。
中国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精神驱力作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由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掌握知识文化水平的群体、阶层十分狭隘,在广大社会底层群众中间盛行的是祈求有个“好皇帝”的祝福意识。因此古代中国的忧患意识只限于少数士大夫具有,很难实现向实践的转化。
近代中国再次处于历史大转折时代,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危机中觉醒,他们在“救亡图存”忧患意识的驱动下,一方面以惶恐惕励的警告,唤起国人的奋起；一方面不断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图强的方略。以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忧衰世的来临,提出了器物革新的要求；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亡国灭种之忧的驱动下,提出政治制度变革的要求；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在军阀专制之忧的驱动下,提出了文化启蒙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近代仁人志士未能完成的使命,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有别于俄国革命特点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后战胜国内外反动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毛泽东忧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忧虑经济社会的落后,忧虑官僚主义作风的滋生等。为了防忧解患,中国进行了“一化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迅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然而,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受长期小生产思维的遗留影响,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蔓延。毛泽东本人的骄傲情绪也开始滋长,由最初的反对个人崇拜到逐渐接受甚至鼓吹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越来越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党的领导集体,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经济社会最为困难的时期,也是全社会祝福意识极度膨胀的时期。
邓小平的忧患意识是同在我国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禁锢人们头脑的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相对立的,也是在对其批判、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左”和右的干扰不时出现,邓小平担忧“左”和右的错误干扰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告诫全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导致社会风气的恶化,邓小平对此十分忧虑,提出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由于接班人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的延续问题,邓小平十分忧虑干部队伍普遍老化和集体更新换代问题,他告诫各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要忧国、忧民、忧党啊”!他在实践中创立了领导干部的离退休制度,实现了最高领导权的平稳过渡。
在江泽民的忧患意识中,忧党意识特别强烈。他经常讲,他考虑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经济工作,二是党的建设。当然,经济工作和党的建设是密切联系的,经济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怎样使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保持活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江泽民在忧患意识的驱动下,经过长期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胡锦涛在上任不久,就前往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他多次强调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持续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然而,长期高速增长背后存在着许多隐患。地方政府过度强调GDP增长的指标,客观上形成了“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念。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而科技创新和管理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太低。中国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产品的附加值和经济回报过低；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过度透支,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建设严重滞后,政府公共资源供应不足。
个人收入、城乡收入、地区收入差距过大,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突破了国际警戒线,处于分配不公区间。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导致社会结构畸形发展,社会心理失衡,甚至导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矛盾的激化。腐败问题的存在,重大腐败案件的频发,削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成为党执政最大的危险因素。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东突独”、“臧独”、“台独”等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给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遏制中国的战略没有改变,给中国的和平崛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胡锦涛在忧患意识的驱动下,经过长期思考和实践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具有前瞻性地回答了“坚持什么样的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同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提出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的驱动下,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风险和危机。
党的忧患意识是党对国家前途、人民利益和党的发展的深情关注和不懈探索的精神自觉,有助于党在成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有助于党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助于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有助于改进党员干部的作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精神驱力。